必须高度重视西部“农工荒”问题

当前，在广大西部，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农民从农村涌向沿海发达地方，涌向大中城市，由此带来“农工荒”问题，“农工荒”问题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大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推行“三三制”模式促进新农村建设

今年以来，我们宜城市委积极推行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设置和功能“三位一体”，村级重大事务实行党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的“三会治事”，开展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联共建”为主要内容的“三三制”模式．促进了农村科学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活力与纠纷：土地流动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以博兴县F村为例

土地流动作为激发农村社会活力的主要因素，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但在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和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村民自治的落实不到位，违背农民意愿和存在矛盾隐患的土地流转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安定与和谐。本文在对F村土地流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落实村民自治与改革农村制度，是实现农村社会活力和农村社会稳定动态统一的先决条件。     

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与功能分化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微观组织的变迁经历了“人民公社——村民委员会一村民委员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种主要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全能型的农村微观组织形式被打破，经济功能分化出来，逐步演变为独立、合法的微观性经济组织。推进农村微观组织的功能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培育农村政治性微观组织，分担和承接村民委员会无力完成的农村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于个案中看村民委员会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山湾子村是该省有名的偏远贫困村,而且该村有着明显不同于其它地区农村的一些特点,因此,对于这个村贫困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在经过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后,提出了村委会“功能转变”的概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山湾子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的角色和功能已经部分地甚至完全地向它的“对立面”即国家转化,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村民委员会这种身份和角色的模糊和变化造成了该村的长期贫困。     

村民自治：误区与修正

作为村民自治典型代表的村民委员会在现实中担当了村级政府的角色，负责管理所有农村社会事务，但目前农村实际上存有表现形态多样的村民组织，各村民组织设立目的差异必然致使其承担管理相关农村社会事务的职能，所以，实务中赋予村民委员会全面管理农村所有事务的村级政府模式与农村社会现实不符，应通过由各村民组织全体成员管理各自事务模式予以践行村民自治，以村民委员会为对象研究村民自治也就无法有力地解决村民自治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症结。加之，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经验而进行的农村社区试点建设中出现了农村社区职能与村民委员会职能一定程度上相互重复的现象，如此，就必须在废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再准确定位践行村民自治的各村民组织适用的法律。需注意的是，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制以及跨城乡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作为城乡二元分离产物的村民自治必将成为历史。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如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是推进农村政治建设、完善农村自治制度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当前要在领导机制、工作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村民民主法治意识培养机制等方面着力推进。     

抓好村级组织建设 夯实教育活动基础

浠水县以推行农村“一制三化”规范化管理为重点（“一制”即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三化”即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大力加强村级组织阵地“五个基本”建设，为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顺利开局夯实基础。     

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开创村级“两委”工作新局面

村级“两委”即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直接面对农民群众的最基层组织．村干部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随着《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贯彻。2000年8月，我们完成了村级体制改革．首次实现了“村官”由自己选．事由自己管，财由自己理，标志着村级体制由计划经济的基层行政体制转入了市场经济的村民自治体制。村民自治成为农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考察——关于农村两委关系的思考

正确理解和处理农村两委关系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之一。如果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都抱着“当官替民做主”的观念,以为自己比对方更有资格替村民做主,必然由此产生了两委关系紧张的问题。倘若彼此都认同村民自治中“村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共同组织村民当家作主,那么两委关系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社区势力

在研究影响村民自治的社会因素时，不少论者讨论了农村家庭势力的负面影响。笔者通过对山东省潍坊市几个农村社区所做的典型调查，对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农村社区势力作一点分析。一、土地承包制与工具性家族势力的出现１９７８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家庭经济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家族意识有被认同和回归的趋势。新兴的家族势力还有着新的社会条件。第一，农村家庭的“简缩”趋势日益加强，核心的比重越来越高，老人权威日渐消失。第二，土地承包后，农村社区的对外交往不断扩大。农民创办企业、外出打工和经商，扩大了农民与外部世界的信息…     

走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困境

村民自治是转型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自发端至今，村民自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组法》)正式颁布以来，村民自治得到了明显的强化。但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作为村一级两个主要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即俗称的“两委”之间的矛盾日益凸出，并愈演愈烈，使村民自治陷入了一种困境。为此，如何走出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的困境，以确保农村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有效落实成为了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量力而行办实事

最近，在农村采访，听群众说了这么一件怪事：这个村有一条“烂泥路”，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村民们的出行，因此，行路难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村干部和村民。最近，村里决定，筹资治理这条“烂泥路”。可是。这一决定不仅没有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悠悠桑梓情

南漳城关至殷庄线公交车主会家奎，在全县35台公汽中，数他开的车盈利最低。他常说：“公汽姓公，主要是搞好服务，不指望发大财!” 木瓜园村村民陈文竹说：“有一次我到城里买化肥，拦了一辆过路车。没想因为少几毛钱，硬是把我甩在半路。去年上春，我托余师傅帮忙带2包化肥，他二话没说就把东西给我拖回来了。”     

浅议农村交通死亡事故“闹丧”事件

近几年来,农村交通死亡事故“闹丧”事件,一直困扰着交警部门。认真探讨此类事件的特点及其对策,对搞好查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从大量实践来看,农村交通死亡事故“闹丧”事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双方当事人多系本村或邻村村民。据笔者对29起“闹丧”事件调查,对方     

"一肩挑"不宜"一刀切"

从目前来说,湘粤村试行的一肩挑和交叉任职至少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能够减少村干部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再者有助于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和村民自治的领导;还能有效促使村党组织成员践行“三个代表”,眼睛向下看,向群众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向任命他的上级看。笔者以为,湘粤村用“一肩挑”模式来解决当前在村民自治中产生的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目前的一种逐渐流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实际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做法与“村民自治”的内涵相悖,在解决“两委”关系问题上…     

文化建设别冷落偏远农村

前些时候到农村探亲访友，发现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不少地方，乡镇电影放映队纷纷解散，机器设备闲置生锈，农民常年看不到电影。有村民告诉笔者：“10多年前村里还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虽全是农民，但现在这些演出都看不到了。”一位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也说：“村子里不止网络不通，还没有书屋，假期想看看书、‘充充电’还得跑乡里去。”     

论村民自治条件下的农村党建

十六大报告对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作了新的论述，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和农村基层党建提供了理论指导。过去五年，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稳步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面临着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和十六大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一、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的问题。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农村村民自治正是这一要求的产物。在村民自治迅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基层党建又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一）村民自治对农村基层…     

论村级政权的“缺位”与“补位”——来自湘中X县H村的调查与思考

税费改革后，农村村级政权不断弱化，村级组织不同程度缺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并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为此，笔者在湘中地区调查发现，后税费时代，一些地区为解决村级政权弱化所带来的问题而聘请和挖掘了关心村庄公益建设和热心为村民服务的“热心人”，他们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和谐农村发挥和仍将发挥重大作用。当下任务不是无谓争论诸如合村并组、取消小组长等乡村改革之利弊，而应着手解决补位问题：即寻找体制“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