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向合作演进的历史与逻辑——读《走向合作的社会》一书所想

民主政治是人类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的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它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历史合理性。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当人类面临众多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不曾遇到的问题时,肇始于西方的民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即开始褪色。张康之教授指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需要一场全新的启蒙运动,这将是以思考公共管理为核心的启蒙,导向的是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即建构一种合作社会。后工业时代的合作社会将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开放性的持续增长将带领我们走向多元治理主体共存的局面。并且,与工业社会诉诸于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不同,合作治理更期望寻求人们内心道德理性的帮助,依靠伦理来建立一种非强制性的合作秩序。然而,合作能力不是先验存在的,也不是在工业社会的语境中进行刻意培育而可以获得的,而是需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个人与社会间的互动中逐步形成。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组织发展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是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就是探索这样一种新型文明的过程。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一些命题，如人性的发展和丰富，经济的繁荣和富庶，身份的平等和相互承认，法治和民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等，都是现代化进程中已证实的文明成果。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寻找通向这一文明社会道路的过程，江苏省实施的“两个率...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建构问题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许多意识形态冲突都集中在制度之争上,特别是“冷战”期间,东西方围绕制度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制度之争其实是个话语陷阱,也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人们所建构起来的所有制度都具有历史性,都必然会为历史前行所否定。农业社会中的制度是自然生成的,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制度文明的时代,人们自觉地开展各种各样的制度建构。从20世纪后期的政治演进看,制度的表现方式和功能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需要确立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社会主题。这意味着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制度都需要让位于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行动。     

走向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要义

基层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管理的重要一环,是历代管理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其本质就是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最终走向"善治"的过程。     

跨域公共危机:理念、文化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价值和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危机治理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是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碎片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运用西方公共管理前沿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文化和理念进行整体性建构。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治理转型研究——基于协同论的视角

人类文明系统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临界点"。生态文明和社会治理同属于这一系统下的子系统,它们之间应该存在协同的基础。从以协同论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治理必然发生转型,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多元共存、合作共赢和和谐共进是治理转型的基本价值导向;社会治理转型将较大程度上落后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步伐;社会治理将表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理念的和谐性,治理方式的合作化和多样化。     

暴力、权力与生命政治——福柯的暴力社会学思想评述

福柯的暴力社会学思想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暴力实践进行批判和反思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福柯看来,暴力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依赖于权力的理性、目的和具体情境中的实践。通过分析现代生命政治的理性,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据此对以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之名进行屠戮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我国公共治理视野下“公众”的法律定位评析北大核心CSSCI

公众是我国公共治理秩序的基本构成因子,但其主体功能在现行公共治理制度下停留于抽象规定的状态,本质上是国家强制形成的辅助参与人。现行立法对公众的主体定位,体现出抽象的公众难以在特定公共事务中转化为具体个人而获取主体地位,且转换过程受公权意志的过滤。公众的主体性在具体法律关系上难以成立的原因在于:公众定义的內部混乱与外部边界不清,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要求在国家强制之外形构社会强制机制,且实施过程坚持效果和效率为二元导向,应当采用排除法+类型化方法定位公众,构建私人实施、社会声誉、救济利益共享机制,方可确保公众的主体性。     

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它之所以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二是,我们在社会和谐方面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严重挑战。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社会治理发展历程与重要经验

围绕着治理什么样的社会、怎样治理社会的问题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从理想走向实践，经历了从社会改造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过程。回首百年党史，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发挥多元主体治理效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兼采中外社会治理优秀思想资源；以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重心，加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坚持系统性思维，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和现实启示。     

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责任承担的新路径

在人类社会中,不平等和差异性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是由制度缺陷造成的人们在起点、过程及结果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创新加以矫正的;另一个则是因自然因素或社会环境造成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即便人类再努力也无法将之彻底消除,而只能承认和包容它们。当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被误读为应得的不平等时,能者统治的思想和原则逐渐生成并统领了整个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社会治理新需求则将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指向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的合作关系的建构。这一新路径呼吁一种能够积极建构社会治理合作关系的全新的政府模式,而不是那个支持和建构了竞争关系的管理型政府。     

社会治理模式嬗变中的“总与分”

如果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的话,则与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形态分别为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前工业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社会,与社会的一体性一致,作为当时主导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总体性。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主导,与工业社会分化的主流同向,公共行政也成为一个极度分化的领域。随着后工业社会门扉的推开,服务性社会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成长中的治理模式,将一反工业社会中治理"分化"的潮流,走向总体治理。     

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从公正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落后,因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治理理论本身来看,治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公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构建,必然要以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为基础。在治理视域中观察社会公正,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不失为一种新视角。     

孔子在美国早期社会的象征意义

18世纪后半期是美国基本信仰相继定型之时,诸如社会美德、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为政理想以及排斥暴力与极端革命的外交视野等,都在早期美国的社会争论中变得清晰明确。孔子与众多其他思想家一道,是争论者频繁引用的说理依据。在此过程中,孔子被用来佐证美国人的社会、政治和外交理念,以象征符号的方式进入了美国早期的社会话语体系。     

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建构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基本构成因素将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关于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摒弃强制论和法律工具论，树立自主、平等的现代立法精神　　由于计划经济和前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立法研究和实践中，强制论观念一直是主流法观念。随着对法的实践和历史的反思、总结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强制论的谬误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它在价值取向上有两大失误：在伦理上，强制论否认人的主体性，人成为被强制的对象，这显然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强调的人民主权相背离；在功利价值上，强制论有碍法治社会的形成，集中表现为视立法活动为惟一法源，缺乏制约立法权的观念。此外，在逻辑上，强制论是个…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管理领域发生的一场全球性改革运动,作为一种过程与模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佳路径选择。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实施多中心的治理格局;从共同面临的问题出发确立目标体系;形成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的行为准则;确立社会治理的方式。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思维与方式：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文化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大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有效。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目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重要补充；中国梦是崇高目标。在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以文化思维思考、观察、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要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评判国家治理的绩效标准为：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