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警察下乡”探析——基于乡村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视域

在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着监督不力、程序不全等漏洞,某些地方村霸、恶霸以及宗族恶势力操纵基层政权,破坏了农村治理生态,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此,可依照中国国情,构建"政党—行政—村民"的三元互动结构,整合新时代"警察下乡"的制度逻辑,将"警察下乡"纳入新时代农村治理格局。     

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研究——以南宁为例

农村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后方,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城市的稳定,更难以实现全国的稳定。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近年来中央到地方开始开展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行动。本文以南宁地区为例,分析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并给出南宁整治与预防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     

多元治理视角下我国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体系构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在历史的演进中经历了互助合作福利、集体福利到社会福利三个阶段,其演变规律和内在逻辑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基本适应。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发展在治理层面出现了供给主体过于单一、"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运行机制存在缺陷、需求表达机制和渠道缺失、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从治理层面着手推进多元治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构建多元治理下的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供给机制、管理体制和实施系统、需求表达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     

新形势下治理腐败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贯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治理腐败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总体上越来越趋于严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刑事政策进入"全面从严"的新时期,反腐败理论提高到新的高度,呈现出查处力度大、落马官员级别高、数量多、量刑较重、海外追逃力度加大等许多新特征。从治理腐败犯罪长效机制来看,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国外刑法立法例,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多个层面予以完善。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刑法中不是独立罪名,而是诈骗犯罪的手段与目的行为所涉及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化趋势使同一链条不同环节中的实行行为分别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故而,在刑事司法认定中应以犯罪链条为线索,对此类犯罪不仅要追根溯源还要考察犯罪的下游流向,明确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具体样态,从司法层面上准确认定关联行为的罪与非罪、罪名竞合关系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在坚持全面"从严"治理刑事司法政策的同时,保障罪刑法定及刑法功能的实现。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向基层延伸

处于国家权力末梢的农村,是我党最深厚的政治基础。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严惩"村霸"、宗族恶势力,严厉查处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恶形恶状。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关于打击处理村霸的法理思考

村霸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习惯用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刑法也没有这一罪名.如何打击处理村霸,全国各地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积极探索.但村霸的概念如何界定,村霸的行为特征是什么,村霸的内涵和外延如何表述,打击处理村霸的基本原则以及打击处理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均有待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以便作出明确统一的法律规范或司法解释.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宗教治理问题研究

农村宗教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宗教治理,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宗教治理还存在少数干部政治敏锐性不高、宗教治理能力不足、非法宗教与合法宗教交织、宗教治理难度较大、基层宗教治理力量不强等问题,影响了宗教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积极作用的发挥。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宗教治理,要在宏观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在中观层面坚持农村宗教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治理,提高农村宗教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微观层面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宗教工作关键在“导”的重要论述,多途径提升农村宗教治理水平。     

吉林省贪污贿赂犯罪实证考察与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

所谓司法治理方式,指的是司法系统在针对特定犯罪采取刑事制裁措施过程中在打击策略、打击重点、打击强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吉林省司法机关采用的司法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些许缺陷与不足。在打击策略上应进一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避免给民众留下选择性司法的不良观感;在打击重点上要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进一步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合理配置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管控,同时加强对骗取型贪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与诈骗罪相对比实现法律条文的内在协调。     

营商环境优化与刑事司法保障

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法治的保障,刑事司法应当以适度宽和的运行方式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秉持以下原则:在宏观层面,保持刑事司法政策的稳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对于新兴行业保持一定的宽容性;在实体法层面,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以规范保护目的限缩刑法的作用场域,以实质危害性作为行为入罪的标准;在程序法层面,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和适用应当秉持谦抑性原则,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平等保护。同时,民营企业家也应当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注重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构建,共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刑事政策立场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方向性部署,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控制与犯罪预防的重要手段,也应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调整其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回顾以往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不难发现其愈发呈现出预防性的积极态势,然而其活跃的立法、精细的规制,也受到一些刑法扩张弊大于利的质疑.我国刑事政策...     

我国押犯构成变迁视角下重新犯罪社会防控刍议

犯罪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治理犯罪问题和防控重新犯罪攸关社会秩序稳定和个体生存状态。由监狱押犯构成特征反观犯罪原因和重新犯罪防控对策,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预防和控制犯罪与重新犯罪的重要应对。基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呈现出监狱押犯为社会下层和底层人群这一特征,我国对犯罪和重新犯罪的社会防控也应予以适当调整,当前从完善社会保障、强化社会支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等层面入手,可以实现"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理论要求和现实需求。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路径探索——基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试点经验的分析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简称"两法衔接"),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缺乏牵头责任主体、专业知识垄断等困境。为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应从立法层面、工作机制和技术层面进行完善。     

系统论语境下我国刑事程序的若干反思与重构

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中,系统论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现实中其运行结果与理想还存在很大差距,影响了刑事程序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念更新和规则优化层面重构我国刑事程序系统,以促使其实现动态、平衡的发展。     

村民自治框架下村级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实践为例

本文是笔者借助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这个样本来讨论当前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及有效路径。文章分析当前村级治理的突出问题是精英决策、民意不足,提出了协商民主模式是村级治理的全新选择,认为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是协商民主机制创新的一个平台。通过剖析村级民主恳谈案例和流程,并从社会整合功能和制度绩效两个层面考察,肯定村级民主恳谈对完善村级治理具有相当价值和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