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数据来看,不仅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在逐步增加,而且涉罪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犯罪困境,既有自身认识方面的,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官商勾结"观念中的求利困境、"国进民退"背景下的求生困境和"资本短缺"现实中的融资困境。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消解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犯罪困境,帮助民营企业家走出犯罪泥潭。具体措施包括: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及责任意识方面的引导,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自我认识能力;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预警机制及问责机制,进而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改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加强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生成机制与治理

对民营企业保护失衡的立法反应,表面化、泛刑化和强制措施扩张化的司法反应,以及负面舆论评价的非正式社会反应,共同作用着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生成。犯罪现象的背后是刑法规范设立和适用的失调,规范失调的背后成因则可用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加以揭示。除了确立对民营企业家同等保护的刑事政策外,还应引入刑事合规制度,释放刑法的预防性保护功能,激励企业参与到预防犯罪的合作模式中。     

国内首家刑事风险防控专业研究报告 2015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

正第一部分企业家刑事风险概况一、涉案企业家的总体规模在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的统计年度,共搜集企业家犯罪案件793例。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案件143例,占案件总数的18.03%;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650例,占案件总数的81.97%。在本年度793例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犯罪企业家921人。其中,犯罪国有企业家共170人,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的18.46%;犯罪民营企业家共751人,占犯罪企业家总人数     

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在我国刑法中不是独立罪名,而是诈骗犯罪的手段与目的行为所涉及的一种特别的、可类型化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化趋势使同一链条不同环节中的实行行为分别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的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故而,在刑事司法认定中应以犯罪链条为线索,对此类犯罪不仅要追根溯源还要考察犯罪的下游流向,明确电信网络诈骗关联行为的具体样态,从司法层面上准确认定关联行为的罪与非罪、罪名竞合关系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在坚持全面"从严"治理刑事司法政策的同时,保障罪刑法定及刑法功能的实现。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淫秽物品犯罪治理方略研究——以网络淫秽信息犯罪为中心的分析

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使淫秽物品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特性,现今全面禁止、严厉打击、运动式执法的刑事政策也必须调整为区别对待和堵疏结合、凸突显对青少年保护、注重长效治理的刑事政策。在淫秽物品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上,一要构建坚强的法律保障;二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三要提倡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淫秽物品犯罪治理方略研究——以网络淫秽信息犯罪为中心的分析

互联网运用的突飞猛进,使淫秽物品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特性,现今全面禁止、严厉打击、运动式执法的刑事政策也必须调整为区别对待和堵疏结合、凸突显对青少年保护、注重长效治理的刑事政策。在淫秽物品犯罪治理的具体对策上,一要构建坚强的法律保障;二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三要提倡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互助。     

论刑事政策视域里的“严”与“厉”

将"严"与"厉"的几种语义组合王子刑事政策学语境里表达的"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既严且厉"其实就是几种刑事政策思想、模式.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曾经为我国刑法设计过"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思想,相当精到,值得借鉴.然而,世势国情已然变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两极发展及与之相应的刑事政策的两极化倾向亦渐成大势:表现在某些领域采取较为严厉的刑事政策是为"重",某些领域采取较为宽松的刑事政策是为"轻".针对这种情况,亦需要对"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思想、模式作出适当的调整,具体的设计方案应是:坚持"严而不厉"的总体模式,兼采"既严且厉"(重),"不严不厉"(轻).     

企业家涉罪的法律与制度分析

企业家犯罪的研究是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待犯罪,它与西方犯罪学中的白领犯罪并不重合,企业家犯罪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家犯罪和民营企业家犯罪,它根植于企业家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制度因素。对此类犯罪进行遏制需要刑事法网的严密和改善,同时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才能奏效。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新形势下治理腐败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贯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治理腐败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总体上越来越趋于严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刑事政策进入"全面从严"的新时期,反腐败理论提高到新的高度,呈现出查处力度大、落马官员级别高、数量多、量刑较重、海外追逃力度加大等许多新特征。从治理腐败犯罪长效机制来看,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国外刑法立法例,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多个层面予以完善。     

吉林省贪污贿赂犯罪实证考察与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

所谓司法治理方式,指的是司法系统在针对特定犯罪采取刑事制裁措施过程中在打击策略、打击重点、打击强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吉林省司法机关采用的司法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些许缺陷与不足。在打击策略上应进一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避免给民众留下选择性司法的不良观感;在打击重点上要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进一步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合理配置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管控,同时加强对骗取型贪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与诈骗罪相对比实现法律条文的内在协调。     

犯罪治理语境下刑事政策要素探析

从古典学派、实证学派到社会防卫学派,刑事政策的概念实现了从狭义到广义的变迁,也反映出刑事政策要素在特定社会情势下依据犯罪态势变化的特点。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内涵的认识分歧,主要源于对刑事政策要素的不同理解。科学界定刑事政策,需要尊重刑事政策学的独立性,正视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重视刑事政策的实践导向。随着犯罪治理的转向,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的主体、对象、目的、手段等要素做进一步分析,以完善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建设。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商业贿赂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普遍性违规现象,是由于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缺乏和我国传统人情社会中商业贿赂的"集体意识"所导致的.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必须在市场稳定和社会正义之间求得平衡.因此,刑法应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理念,重点打击严重的商业贿赂犯罪,而对轻微的商业贿赂犯罪实行"赦免"政策.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营商环境优化与刑事司法保障

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法治的保障,刑事司法应当以适度宽和的运行方式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秉持以下原则:在宏观层面,保持刑事司法政策的稳定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对于新兴行业保持一定的宽容性;在实体法层面,刑事司法的运行应当以规范保护目的限缩刑法的作用场域,以实质危害性作为行为入罪的标准;在程序法层面,刑事司法程序的启动和适用应当秉持谦抑性原则,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非法侵犯,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平等保护。同时,民营企业家也应当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注重企业刑事合规体系的构建,共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危害食品安全已决刑事案件的犯罪学分析——以Z省258则案例为样本

对Z省2019年度危害食品安全已决刑事案例的犯罪学分析及实地调研的结果显示,该类犯罪地理分布、犯罪主体等特征明显,犯罪手段多样、案值总体较低,短期行为为主的线上交易模式仍居主流。该类案件审理中,从严惩治、"以严济宽"的食品安全治理刑事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贯彻与体现。为此,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应坚持以"严惩"为首要原则,慎用从宽处罚规定。同时,有必要在提高犯罪成本、强化技术支撑及推进社会共治基础上,完善现有法律体系,进一步提升犯罪治理效果。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