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入罪化的立法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是近年来各国刑法所关注的问题，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通过分析使用盗窃的内涵、定性及处理方式，提出了进行立法完善的规制方案。     

危险驾驶入罪的立法评介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写入刑法,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犯罪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在入罪范围和入罪程度上的谦抑性。草案对危险驾驶罪的个罪归属安排也是值得商榷的,应该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调整。同时新罪名的增加,也会对刑法既有罪名的适用带来影响,这就需要对相关犯罪间的界限进行辩正。     

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入罪论——刑事分析与立法建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村民自治的实践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民主欲求。然而,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亦愈演愈烈,刑法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却无法将此种行为涵摄其中。本文在分析这种行为发生机理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刑事立法政策、刑法规范设立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具体立法建议。     

危险驾驶罪入刑的立法价值

在＂汽车时代＂,醉驾和追逐竞驶行为即使未造成实际的实害结果,但因为其潜在的危害风险已经超出了社会容忍的边界,需要刑事立法进行调控。增设危险驾驶罪能有效弥补行政处罚之不足,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体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非数额型盗窃”入罪的学理反思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以“定性不定量”的模式单独入罪,其立法原意值得反思.从全法体系的角度,“违法与犯罪”依旧是二元的,“非数额型盗窃罪”稀释着刑法谦抑性;从法益论的角度,一切盗窃行为侵犯的仍然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产权,“非数额型盗窃罪”消褪着法益关联性.为了防备刑法介入的扩大化,司法者应当客观地、实质地解读这一规范,在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化运行中为其犯罪圈的膨胀层层设防.     

论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

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立法 ,无论是 1 997年前还是在 1 997年新刑法颁布后 ,都是一个倍受争议的刑法问题。新刑法颁布后不久 ,论述挪用公款罪缺陷的论文和专著很多。但也有学者认为 ,新刑法在立法上并没有什么缺陷 ,关键是要把它解释好。笔者认为 ,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 ,由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对一些刑法问题作出合乎司法实际需要的解释固然十分重要 (这主要是针对动不动就要重新立法的论点 ) ,但 ,对于明显落后于现实生活的刑事立法 ,仍有立法完善的必要。笔者认为 ,挪用公款罪就是属于此种情况。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出现于 1 988年的《关于惩治…     

论袭警罪设立的必要性与立法构想

人民警察是法律的坚强守护者,也是一个容易受到袭击的群体。当前,袭警活动日益猖獗,人民警察的自身权益不断受到侵犯和挑战。为了弥补法律上的缺陷,保障正常的执法工作,有必要设立袭警罪。同时,应当明确袭警罪的犯罪构成。关于袭警罪的立法化过程也应当是渐进的。     

严密法网与入罪慎行的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刑事立法政策

严密法网是有法可依的需求,偏重维护社会秩序;入罪慎行是对刑法（刑罚）本性恶的反馈,偏重保障公民自由。无论是保障自由,还是维护秩序都是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准则;而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在一定维度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作为对立法的限制,区别对待不同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侧重选择入罪慎行或严密法网,是解决此矛盾的可取路径;这也是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政策的应有之义。     

从醉驾入罪看网络舆情与立法理性的冲突

醉驾入罪是网络舆情促推的结果,并非立法理性的必然体现.现行醉驾入罪的法律规定与刑法价值理念相冲突.应当取消醉驾入罪,或者将一般醉驾行为回归《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行政法调整,要么提高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将所有醉驾行为构成犯罪的一律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并根据情节或后果规定不同档次的法定刑.     

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入罪的合理性,二是入罪的必要性。确保刑法预防功能的实现以及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法益侵害的严重性以及动用刑罚的必要性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之前的罪名体系无法涵盖危险驾驶行为。     

谈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实质及修订法律的意义

谈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实质及修订法律的意义屈渊，刘树林清末，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间，以预备立宪和修订法律为标志，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先秦《法经》至《大清律例》，古老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制度...     

论合同订立的实质及其立法完善

合同订立是整个合同法律制度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它是合同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必经程序。然而,对什么是合同订立,目前国内外有关合同立法均无明确界定。在合同法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合同订立是指某一特定主体以签订合同为目的,邀请他方进行协商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要约与承诺”。因此,对要约与承诺作深入研究,对于准确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成立极为关键,特别在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此尚无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正当性的缺失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它在刑罚理念、程序正义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正当性缺失的问题。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替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是比较理性和合理的救济方式     

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如犯罪主体不明确,处刑较 轻,刑种单一,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狭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该罪作用的发挥。因 此,我国刑法应对该罪重新设置,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科学配 置刑种,重视罚金刑的适用,实行单位和直接人员双罚制,适度加重处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论严重监护失职行为的入罪

由于严重监护失职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我国现行法律保障措施对它规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刑罚当罚性,故严重监护失职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因此,比照现行刑法遗弃罪等的法条设置,就严重监护失职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监护失职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探讨有着重要价值...     

论危险驾驶罪的界定及其立法完善

危险驾驶罪的增设是时代之需,是法律保护民生的应有之义。增设危险驾驶罪将有助于降低不可容忍的交通肇事风险。危险驾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同样要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危险驾驶罪名的设立尚存不足,必须进一步做好司法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出现之日,就引起学术界巨大纷争。该罪具有出现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但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从犯罪构成、罪名及法定刑方面重新认识该罪,并提出完善对策,进行制度构建,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商榷。     

论暴力取证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现行刑法关于暴力取证罪的规定,犯罪对象过于狭窄,语言表述有失严谨,犯罪手段设置不合理,逼取证据的种类单一。应当在立法上对暴力取证罪予以完善,扩大其犯罪对象、犯罪手段和逼取证据的种类,将其修改为刑讯逼证罪,具体法律条文可以表述为:刑讯逼证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证人和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其他案件当事人实行刑讯,以逼取证据的行为。     

论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各国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日益宽泛,刑罚日趋严厉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过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措施呈现出明显的轻刑化趋势,似乎是不符合知识产权刑法规制的强保护政策,因而如何看待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