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与全球秩序的重塑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辅相成的历史。多样化、各具特色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塑造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基本样貌。当今全球秩序是一个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霸权主导特征的不平等秩序,西方文明在其中居于强势与主导地位,美国掌控世界文化霸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连同其所属的文明处于弱势和不平等地位。现有的以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没能解决自身产生的诸多矛盾,亟需进行重塑。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体系化的理论认知,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重塑全球秩序指引方向和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明交流互鉴

随着世界政治的演进,文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面对冷战结束后西方战略思想界对"文明冲突"的渲染和现实世界政治中存在的文明冲突的风险,中国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并将之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是大趋势,有些文明之间存...     

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人类和平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具有科学系统的理论内涵,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共通性、发展性、包容性特征。全球文明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开放包容、和谐发展的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引领文明包容共存的前进方向。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必将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文明问题上坚持“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在实践中倡导“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这种等级性文明观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要想避免陷入新一轮战乱,亟需从“文明冲突论”转向“文明交往论”和“文明互鉴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应运而生。这一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对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实践路径

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柱。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感召力;着眼当今世界之变,具有重要引领力;依托中国发展实践,具有强大公信力。加强全球文明倡议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要理论化,也要故事化、生动化;既要精神化,也要物质化、生活化;既要主体化,也要客体化、精准化。不断提升全球文明倡议对外传播的实效,需要更加重视瞄准青年群体,更加重视用好社交媒体平台,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精准传播。     

增进文明交流对话：优化国际舆论环境的必然要求

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中,国际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并未发生与国际格局相称的变化,国际舆论仍由西方主导,强权政治的逻辑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中国虽然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战略力量,但对国际舆论影响力不足,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被严重歪曲。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努力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并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有助于引导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促进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彼此欣赏,消除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负面影响。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加强国际舆论引导,要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人心,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实质及其当代价值,阐释好中国的发展战略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全球文明倡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助力作用。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意识,减少国家间战略误判,促进和平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民心相通,夯实友谊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中国通过汲取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持续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和软实力。全球文明倡议还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新的价值引领,使现代化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推动各国文明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整体进步。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

一国发起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国际倡议,有助于其通过议程设置和话语塑造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引领国际秩序发展方向。中国致力于以公平、正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全球发展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期望,是中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举措。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核心位置,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发展知识交流,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树立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良好国际形象,争取关键伙伴及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支持,增加发展援助的投入,是中国当前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的主要路径。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发展倡议的机制化建设,其将成为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协同增效、包容共进的有效路径和平台。     

“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能。“中国倡议”的基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中国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重要引领与合作动力,必将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建设——基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视阈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大国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的背景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提升国际话语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应通过加快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经济发展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通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平衡大国绿色转型中的竞合关系,通过参与碳中和背景下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引领建设全球法治体系,塑造生态文明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规范。     

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初探

中国民间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后,民间外交在中国外交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愈益提高,理论创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理论可概括为“三个支柱”和“一个中心”。“三个支柱”中的经济支柱是指中国与世界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把经济蛋糕做大,妥善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与西方基于零和思维的地缘经济理论不同,中国全面开放合作的经济理论不仅有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升级,增进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文化支柱强调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加强文明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目前,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自信,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培育人类共同价值观。情感支柱强调民心、民意对各类国家都有巨大影响,而心理情感对于人民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民间外交理论对于克服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不仅是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抹黑、诬蔑,而且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去争取天下人心的必经之路。“一个中心”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意味着中国民间外交将以各国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增进集体认同,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团结,...     

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双赢——在中意中小企业合作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福尔米科尼主席,各位企业家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前几天刚刚在北京接待意大利大型经贸团,今天义很高兴来到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米兰市,出席“中意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在此,我谨对论坛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问候,对两国有关方面为举办论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深化中俄党际交流 推动边境经济合作——第二届中俄政党论坛侧记

2009年10月9日，地处东北亚腹地中心地带的绥芬河市整洁的街道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旗把这个素有“百年口岸”之称的小城装扮得格外艳丽。这一天，由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办的第二届中俄政党论坛在这里隆重举行。     

深化传统友谊扩大交流合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访问尼泊尔、缅甸纪行

应尼泊尔各主要政党和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简称＂和发委＂）邀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率中共代表团于2010年9月11-20日对上述两国进行友好访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艾平,中央纪委常委蔡继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张力等陪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邱国洪、驻缅甸大使叶大波和驻曼德勒总领事唐英分别参加了代表团在两国的相关访问活动。     

新形势下加强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的思考与探索

当前,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正面临一系列新的形势变化：一方面,正在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并将引发全球产业的洗牌,两岸产业交流合作既面临挑战又存在机遇;另一方面,自2008年5月以来两岸经贸关系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积极变化,更将对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产生深远影响。新形势下,研究和总结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积极探索未来推动两岸产业交流与合作转型升级的思路,对于深化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有着积极意义。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西藏湿地法律保护研究——以拉鲁湿地为例

加速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构建美丽中国,为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我们提出了建设美丽西藏目标和任务。西藏是中国湿地中海拔最高、面积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在维护高原生态平衡、保护高原湿地动植物物种、蓄洪防旱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同时是世界上相对稀有的、国内最较大的城市湿地,被誉为拉萨之肺。被列为典型高原湿地的拉鲁湿地,有脆弱性,分布不平衡,生物多样性等特征。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西藏人口的增加,西藏旅游业的发展,西藏湿地所面临的问题,如萎缩,湿地荒漠化,湖泊污染和保护不足。加强湿地的法律保护是更加迫切。湿地保护和恢复的有效手段——法律强制性保护尤为关键与重要。以拉鲁湿地保护的法律问题为主要切入点,在湿地环境保护这一实践过程中,具体问题及具体分析,切实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稳定性和特有的公信力,以习近平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为基础为西藏湿地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营造更加可靠和有力的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