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

能源转型是中东国家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东国家经济社会正在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东能源转型逐步形成了基于国家资源禀赋特征的独特方式,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碳中和为核心目标,通过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多元化。国家主导的能源结构转型和科技引领的能源技术转型成为中东能源转型的鲜明特点。中国与中东国家在能源转型合作方面仍面临政策、技术等层面的诸多挑战。未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应创新能源转型合作模式,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碳中和态势下中欧清洁能源绿色竞合与中国应对

中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持续30余年,双方气候能源外交协作诉求持续上升。中欧在清洁能源贸易中的相互依赖增强,在能源危机下绿色产业互补优势凸显。当前中欧清洁能源合作路径呈现新态势：中欧气候能源伙伴关系的制度化程度稳步提升,多元包容性创新合作平台日益增多,清洁能源合作新领域不断拓展。但同时双方的竞争面也在不断扩大,体现为“战略自主”下欧盟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绿色与数字双重转型下欧盟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化趋势上升,欧美气候能源政策趋近且对华多边遏制不断强化。随着绿色竞合的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国转为清洁能源外交强国,利用自身结构性优势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在中欧互动中注重推进双方的良性竞争与标准协调,在绿色亚欧联通中构建包容、务实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并推进双方在多边气候能源治理平台中的议题性合作。     

中美清洁能源竞合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同气候政策一样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呈现周期性变化并影响中美在绿色产业的竞合格局。拜登政府的气候与清洁能源政策密切联动、协同,且被嵌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及创立俱乐部式的清洁能源联盟来重塑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力。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呈现一定的韧性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包容性增强。中美在气候危机、绿色复苏等议题上的共识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其绿色产业的重要竞争者,对华实施绿色"多边规锁",大力推进跨大西洋绿色贸易及技术联盟,进行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及新基建博弈等。中国应注重在中美气候合作共识下加强合作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多边协调突破绿色"规锁",提升自身实力并加强包容性竞争,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中美推进全球气候、能源善治的关键抓手。     

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与中国因应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供应链再次断裂,欧洲成为断裂的中心地带。欧盟通过增加来自美国等国的天然气供应来重置供应链,俄罗斯油气市场出口则进一步向东转,全球油气供应链重构暂时相对平衡但远未结束。在能源转型背景下,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在取代油气供应链,并成为全球能源供应链重构的主战场。全球能源转型对关键矿产需求的大规模增长和美西方国家实施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加剧了各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争夺。中国坚决反对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在加强同相关国家和地区能源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G20能源议程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2021年10月30—31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峰会主题为人、地球与繁荣,主要聚焦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最紧迫挑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气候变化.G20成员主要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代表性强,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是G20成员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G20能源议程不断深化,近年来大量涉及气候变化、能源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此次G20罗马峰会承诺采取具体有效的减缓、适应行动,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碳中和),同时保持能源安全,保证实现一个公正有序、可负担的能源体系转型.作为G20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清洁能源转型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注入强大动力、作出重要贡献.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金砖国家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责任与路径

金砖国家都是全球能源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角色,面临共同的压力与挑战,具有大致相同的能源利益与诉求。金砖国家应该建立开放性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金砖国家加强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整体推动国际新能源、新秩序的构建。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应该坚持包容性原则,建立金砖国家的能源协调机制,深化能源合作的关键性领域,通过扩大金砖国家的国际参与,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2018年,欧盟对内完成了2030年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律化、搭建能源联盟治理规范体系、限制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对外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重点,重视多边舞台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沟通与协调。上述行动是欧盟建设能源联盟、向低碳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关键步骤,对落实《巴黎协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欧洲能源转型受到新旧能源利益冲突的阻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碳转型引发对公平的担忧成为欧盟亟需解决的新矛盾之一,气候能源政策在社会维度的影响力需要加倍重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形成以来一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着变革。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构关键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不但面临价值共识的危机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而且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变革,不仅是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自身应承担的一项重要国际责任。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的角色是新价值理念的引领者、国际制度的共建者、全球方案的贡献者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挑战与战略性能力建设

清洁能源外交是为了保障国家绿色能源安全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所采取的外交协作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快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注入了内部动力,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不仅是清洁能源外交的外部推力,也创造了资源互补、产能优化及绿色融资平台,这些都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新契机。针对目前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大国地缘博弈、生态脆弱性挑战以及政策标准的差异性等各种制约性因素,中国应全方位提升战略性能力建设,分别从绿色外交实力、制度性能力、资源协调能力、绿色金融引领力以及话语性能力这五个方面来推动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我们需要一场清洁能源的革命

2007年9月18日,第6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潘基文第一次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参与联大会议。就任以来一直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任期内重要事项的潘基文,更将该话题设进会议日程,于9月24日召开高级别首脑会议,并明确将会议题目定为"未来在我们手中:发挥领导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美国总统布什计划于明底在华盛顿召集排放国会议,讨论建立在《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新的减排系统,因此潘基文希望借由本次联大高级别的首脑会议向布什发出信号——继续支持《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才是正确之路。在联合国关于本次高级别会议的声明中,说会议目的是为"促进探讨可能的办法,推动国际社会在即将于12月在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上谈判缔结新的全球协定"。同时指出:秘书长"打算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国际社会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唯一的全球论坛,联合国具备独特的条件,有能力形成一种共同的办法,对付气候变化。"受潘基文邀请,绿色和平中国项目与传讯总监卢思骋于9月24日出席本次高级别会议,代表来自中国的环保组织发言,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民间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讨论。本文即为卢思骋的发言,由本刊独家刊登。     

全球治理新观察与中国角色再思考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究竟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向真正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课题。     

能源政治新生态与全球能源治理

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能源制裁不断升级,导致欧洲等地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推动国际能源价格高位震荡。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大潮下美欧积极推动能源经济“脱钩”,国际能源“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这不仅对国际能源安全环境构成诸多新挑战,还使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倒退,石油市场一体化“终结”,能源合作“阵营化”凸显。为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反对能源“武器化”,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作用,共同促进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东北亚和平繁荣与中国的角色

东北亚和平繁荣与稳定的核心问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问题,而影响半岛局势发展的因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朝鲜半岛上同一民族分裂为朝韩两个国家,外因是对半岛局势必然要产生深刻影响的日、美、俄、中四大国.中国是雏护东北亚和平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能够而且必须担当一定的角色,这是由中国在东北亚角色的客观性所决定的.     

百年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角色

百年变局下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尊重全球化发展规律,摈弃逆全球化思维,创新全球化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百年变局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发展新形态,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变革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与动力正在积聚。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动能,也推动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转型有赖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方式、治理机制及发展动力转型,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中日韩能源合作与地区秩序转型

中国自1993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之后并没有对能源安全投入十分的关注度,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制度约束,中国觉察出能源依赖度的上升对经济的危害性。过去     

历史进程中的国际经济制度与中国的角色

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较早可以追溯至二战结束之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此后70余年来,在贸易、金融与投资等不同经济领域,以及在全球与区域等多个层次上的国际经济制度不断新建、改革与进化,形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制度林立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渐进式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从旁观者、融入者、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中国角色的演进既是促成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在国际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角色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全球重大力量转变与转型多极格局的出现

世界面临着第三次全球重大力量转变,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新型大国群体成为国际中心舞台上的六大力量,前三者与后三者分属两大群体,它们分别呈现下挫与上扬的走势。这一全球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必然催生转型多极格局,其转型意义主要表现在格局主导权的变异,中美的权重超过其他力量,涉及议题转向全球问题,同质性与异质性结合,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转型多极格局的根本意义在于变革。中国成为这种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