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危机管控

美国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使两国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上升至危险程度,而中美之间现有的危机管控机制难以有效应对这些危险。拜登政府的上任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走向,但加强危机管控、避免意外事件及冲突升级也成为其执政团队的基本共识。一般而言,中美故意走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利用或因为中国周边事态与中国发生危机的现实性在上升。与此同时,中美在网络和太空领域发生偶然性危机的风险也在上升。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的趋势下,加强危机管控符合双方、地区和全球的现实利益。为此,中国要继续维持有效的战略威慑,坚持以互信求安全的理念,敦促美国明示并遵守其对华战略竞争的底线;坚持既有的原则立场,警惕美国将其立场嵌入未来危机管控的规则之中;积极推动网络、太空和其他新兴安全领域的全球多边治理谈判。     

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作用与前景

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对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政策倡议与舆论引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华全领域竞争。一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深度介入涉华问题,通过对特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活动指导乃至直接介入相关暴力活动,推进危害中国主权的颠覆性活动。另一方面,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渲染所谓"技术威权主义"等方式,积极参与对华经济战、科技战。在对华战略的对抗性不断上升以及战略筹码渐显不足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与国会将通过立法形式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对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并将通过增加资金支持等方式,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对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对抗、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又在促进对华合作领域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力,这又可以为保持与拓展中美对话与合作空间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探析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挑战美国权力,威胁美国利益,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调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明确要求制定对华全政府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年多来,美国挑起以贸易战为主导的一系列对华打压政策,对华强硬俨然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全政府对华战略已经跨越政府部门,向着更深更广的全社会方向蔓延,逐渐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战略互动与协同。     

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与人权战略

美国的对华总战略是“接触战略”。在这一战略的统领下,美国制定了各种具体战略,其中人权战略是最重要的次战略。美国的人权战略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安全。如果美国的人权战略得逞,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将会解体,政治、社会将陷入严重动乱,国家结构也将因此走向解体。因此,要充分认识美国人权战略对中国的危害性,制定相应的对策,粉碎美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从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看中美关系的变化

<正>从2015年年初开始,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是否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战略的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逐渐失效,因此美国应该改变现有接触战略,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关系,努力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1]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中国尚无能力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如果因为一些利益冲突的     

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

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接日本安倍内阁的构想,在价值观上强调自由开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标准,含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积极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共同遏制中国.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深层动因是制造中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立,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持续展开价值观攻势,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中国既需要增强战略定力,加强与美战略沟通与相互理解,避免两国认知差距不断拉大,意识形态鸿沟越来越深,也需要推进一带一路和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消解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地缘政治结构,以中韩、中国—东盟关系为抓手,拓展外交空间.     

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

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接日本安倍内阁的构想,在价值观上强调自由开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标准,含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积极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共同遏制中国.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深层动因是制造中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立,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持续展开价值观攻势,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中国既需要增强战略定力,加强与美战略沟通与相互理解,避免两国认知差距不断拉大,意识形态鸿沟越来越深,也需要推进一带一路和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消解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地缘政治结构,以中韩、中国—东盟关系为抓手,拓展外交空间.     

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研究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相关国家也都在思考和调整各自的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周边安全形势变化的走向,充分地了解影响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变化与调整的观念因素。战略文化塑造了战略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行为,它在物质性解释和观念性解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注入了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视角。文章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文化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和概括,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究影响这些国家安全政策形成或变化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根源,并在纷杂的环境中对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势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及预测。     

后金融危机阶段美国对华关系新定位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国际作用影响的迅速上升,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新定位与调整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背景条件。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表明金融危机阶段的中关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提升两国关系定位,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政策向“尊重加牵滞”政策调整的取向,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也进一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浅析美国营造对华优势战略态势的意图与面临的挑战

<正>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面对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和中国战略崛起的挑战,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而首次占据世界第二位时,开始感到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逐步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积极推行重返亚太,以便集中主要精力对付中国这个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对外与对华直接投资

通过分析美方数据可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停顿,投资收益稳定增长,利润再投资成为新增投资主力,推动对外和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均迈上新台阶。其中,投资增长主要发生在非银行控股公司,制造业在投资存量中地位稳中有降,银行业受危机冲击最大,造成转型中的美对华直接投资大幅波动。尽管美对华投资收益率高于美对外投资收益率,但需注意两个趋势:一是收益率差距正在缩小,二是美对外投资正向发达国家进一步倾斜。因此,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美对华直接投资,包括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推出有针对性的行业优惠政策等。     

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1949-1953)

如何发挥经济制裁的对外安全和政治作用,向来是国家对外战略思考和决策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国际政治研究成果表明,出于政治目的的对外经济制裁具有特定的内涵、模式、动机和效果。特别在解决国际冲突时,对外经济制裁构成了一个介于采取军事行动和无所作为之间的替代选择。那么,这些理论性的假设能否在冷战国际关系中得以验证?为此,本文依据美国和英国的解密外交档案,以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决策的起始阶段(1949—1953)为考察对象,试图分析对外经济制裁行为的战略意义。     

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中国定位与对华政策趋势

<正>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东亚战略报告和亚太安全战略报告迟迟没有出台,其中关键一个问题是对中国的定位。美国国内正在针对中美关系进行一场战略性辩论,决定中期选举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塑造新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两派哪个占主导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和中国对美国的反应。     

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分析

国家间共识的构建、稳定及变迁,是双边关系发展及区域合作变化的基础。中美战略共识可以以关系性质、政策底线、行为规范和利益认知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影响和塑造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个性、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总体上,特朗普执政初期领导个性的作用较大,而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意义上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