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能。“中国倡议”的基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中国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重要引领与合作动力,必将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2018:震荡与重塑中的国际安全秩序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国际安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挑战、新机遇是近年来世界形势量变不断加速发展的最新结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涵外延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全球秩序下中美关系的对话

当前,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深化,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集体陷入困境。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严重质疑,而长期被西方引以为豪的欧洲发展模式也风光不再。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颓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充满活力,竞争力不断上升,发展模式受到重视。全球经济力量不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加速发展,将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怎样的变化?在国际战略重心持续东移的背景下,美国采取了怎样的战略?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的种种担忧又会使中国处于怎样的境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各大主要力量在亚太地区的竞相谋篇布局,中国应该作出怎样的有智慧的应对?为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本刊记者特约请复旦大学教授、辽宁大学特聘教授、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倪世雄就全球秩序下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解析。     

“中国世纪论”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中国世纪论"是近年来在西方主流舆论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认识。其主要观点为:中国在新的21世纪将会持续性地崛起,而美国"单极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在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忧虑的基础上,劝导中国认同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西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保持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开药方等。事实上,由于中国崛起的内向性质和维持现状倾向,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向着更加开放、包容和更加易于融入和参与的方向发展。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正>2010年2月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50周年院庆系列会议之一——"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财政部国际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上海金融办公室、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浦东美国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香港)、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围绕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     

文明交流互鉴与全球秩序的重塑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辅相成的历史。多样化、各具特色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塑造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基本样貌。当今全球秩序是一个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霸权主导特征的不平等秩序,西方文明在其中居于强势与主导地位,美国掌控世界文化霸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连同其所属的文明处于弱势和不平等地位。现有的以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没能解决自身产生的诸多矛盾,亟需进行重塑。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体系化的理论认知,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重塑全球秩序指引方向和路径。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国际货币体系呼唤全球治理

在2009年4月18日,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开幕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增强信心、深化合作、实现共赢》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再次表明了中国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态度,指出“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     

“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1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斯坦福大学、丹佛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中美智库、高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2030年全球大趋势、权力扩散及其对     

国际社会看未来十年全球治理机制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治理受到更多重视。展望未来十年,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但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如何演变和发展,各方观点分歧较大。现综合如下：     

中国的非洲政策：一洲之策与全球方略之互动

非洲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储备,特别是联合自强的发展态势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中国就与其建立起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并且中非合作与中国全球方略之间的关联十分密切。在世界秩序处于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坚持以发展为主轴,加强与地区大国、历史积淀深厚国家以及战略身份相对模糊国家的交往,并增进彼此战略合作对接。     

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帝国形式、主权国家时代及现在的近乎无秩序状态等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如何重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开放,跨国犯罪形势愈加严峻,如何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我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时代,积极探索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显得至关重要。     

金砖国家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责任与路径

金砖国家都是全球能源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角色,面临共同的压力与挑战,具有大致相同的能源利益与诉求。金砖国家应该建立开放性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金砖国家加强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整体推动国际新能源、新秩序的构建。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应该坚持包容性原则,建立金砖国家的能源协调机制,深化能源合作的关键性领域,通过扩大金砖国家的国际参与,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