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监督机制--基于"多元共治"模式的构想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NGO缺乏外在硬约束,我国现行NGO监督机制存在明显问题1、外部监督立法不完善2、政府监管体制不合理3、社会监督乏力4、组织自律不够.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一样,外部监督机制的缺陷会导致NGO公共责任的缺失,因此,NGO的监督应实行多元共治的监督模式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措施。本研究在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对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相关材料的整理过程中发现,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即引导型模式、强制型模式、自发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等四类模式。政府主导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症结是:政府超负荷承担垃圾分类工作,忽视对社会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培育,缺乏对市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支持。研究表明只有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纳入垃圾分类工作的宏观体系中才能实现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即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相关制度、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各个环节协调发展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多元共治。     

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

深圳社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处于领先水平。但同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对社区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发展也要求在社区建设中得以体现。本文结合深圳社区建设和改革的现状,就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提两点建议。     

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的理路阐述

在治理理论指导下,出于对中国严重的官本位思想的考虑,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符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强调政府发挥元治理的作用,树立以公共性为信仰的治理理念,以互助协作为多元治理规则,以法治为保障机制,最终实现以服务好社会公民为目标的治理成效,对创新社会管理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多元共治下我国环卫服务的模式类型与逻辑线索——基于有效性视角的分析

环卫外包是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体现。环卫外包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特殊的规律性,且这种规律性体现在历史沿革的模式变更上: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负责的低效模式、合同外包下政府主导的附庸模式、市场机制下政府创新的效率模式。此外,根据三种模式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对我国环卫市场化的未来模式进行了讨论,得出多元主体下有效共治的市场模式是我国环卫公共服务提供的理想模式的结论,并结合现状分析对我国环卫服务发展转变提出了六点需要坚持的原则。     

论多元共治理念下的底层知识青年工作创新

底层知识青年问题是当前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主要由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泊的年轻人组成。由于其相对剥夺感较强,近几年一直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变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索多元共治新路径,这为进一步做好底层知识青年工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崭新视角,我们借此可以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做好青年工作。     

以包容共进精神共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环境

2014年中央政治局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学习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考了古代治理思想之后提出治理社会应注重"德主刑辅"的要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丰富和深化。转型期的中国尤其要注重社会治理的策略原则和方法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际上直接呼应了我国转型期追求和谐社会环境的诉求。尤其在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如何使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共生关系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的内在协调。所以在法治前提下,人们应在包容性的公共理性指导下积极寻求公共治理参与规范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治,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依共生而共治:政府生态化治理的价值阐释

政府生态化治理是共生哲学理念引导下的多元主体间合作共治模式。这意味着共生理念和原理赋予政府公共治理的生态化价值取向,其表现为治理源起的共生共存依据、治理结构的有机互依样态、治理过程的多样性动态统一范式、治理工具配置的整体协调逻辑以及治理效度的互益共享目标等。这种生态化治理的价值主要通过政府内外共生系统加以表达,其外共生系统旨在保障政府凸显生态环境职能而与其整体协同的共生价值实现,内共生系统则致力于政府本身为适应外共生需要而建构性地进行职能生态化安排的共生价值实现。政府生态化治理的价值规定,既意味着其内外共生系统的整体共生规律的实在性,也说明依共生而共治原理可以为持续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指导。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多元治理视角下政府规制模式建构

与治理理论的兴起相伴而生的是在政府改革领域流行着“放松规制”的思潮，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根源。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反思，重估政府规制的价值，建构在合法性与有效性基础上的政府规制有别于政府干预主义，尤其在多元治理模式下，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能够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稳定的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因此需要我们重新探讨政府规制的功能定位。     

良性官民生态: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的基础

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蕴含理念相关的三个问题是:什么是良性的官民生态;社会管理中为什么要倡导良性的官民生态;如何形成良性官民生态,进而形成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倡导良性官民生态之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培养和塑造积极公民角色、加快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会管理的协同共治。     

社会共治制度初探

社会共治是共治理念的新发展,即多元社会主体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上共同治理公共事务,通过协商民主等手段发起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和国家探索治国理政的重要创新,社会共治制度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这一范畴不仅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最新政治文件中,更在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建立社会共治制度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改革思路的转换、政府自身的角色再造、双向互动的路径选择以及多样化治理手段的运用。     

论政府危机管理的共治模式

在现代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府依靠自身建设来提高危机管理能力的做法,其成效是有限的。面临频发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改善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引入共治模式。西方原创的共治模式其预设的条件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根据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我国应该依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危机管理的共治模式。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河北省廊坊市近郊农村的考察

无论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交易治理模式,还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都很难提供有效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和措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并不是在市场与政府间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构建一种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十分必要。如何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