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社会正义

在公共行政中强调社会正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话语,由于中国近现代以前的政府行政过程中社会正义的色彩甚为淡漠,因此,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社会正义在中国公共行政中难以通过制度性的规定体现在公共政策之中,其原因在于公共行政中的党政不分.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党政主要负责人个人的意愿很容易替代公众的愿望.此外,政府通常是依据"红头文件"来实施公共行政,在缺少不同意见时,如何体现社会正义是中国公共行政实施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从价值观维度审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的演进

从价值观维度来看,公共行政范式演进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取舍或者相互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恪守"效率至上"价值观,将行政领域定位为技术性的管理过程,导致民主价值观缺位.新公共行政范式把"社会公平"添置为公共行政的第三块基石,将民主置于与效率和经济同等的地位,并力图通过分权、权力下放、责任扩大和顾客介入等途径彰显政府的民主蕴涵.新公共管理范式对"效率"价值进行了扬弃,强化了政府价值观的"效能"理念;然而,该范式倡导的掌舵型政府、政府职能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顾客导向等改革理念在事实上造成了民主价值观的流失.     

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发展与变革

现代化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变革的过程。中国致力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努力开始于八十年代大规模的行政制度创新。其主要目标取向是建立市场化或亲市场的政府行政,实现行政权力的分散化和公共行政体系的结构分化,达到公共行政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使公共行政从国家权力的载体过渡为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体。中国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过程也必然面临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但其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社会资本与公共行政

公民意识深受该国政治背景（诸如历史经验、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等）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意愿。因此，在分析公民参与时，除了研究政治体系与政府能力外，尚须了解社会与文化因素，才能对公民参与以及政治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有较完整的解释。本文旨在探讨社会资本对于公民社会形成以及政策执行的影响，说明社会资本与公共行政的关系。     

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理论的重构——基于行政实践与行政环境关系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初就在政党层法下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政一体行政体制,之后虽几经变革,中国公共行政体制的基调仍未改变。可时至转型期,我国的行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行政体制与行政实践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要为我国公共行政实践提供正确的导向,缓解其与外在环境的紧张关系,有必要重构我国的公共行政理论。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的重构要在保持党对政府的领导控制的条件下,以实现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为宗旨,重构党和政府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并进行组织人事和公共政策等多角度的技术性的辅助变革。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

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各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开始变革其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模式和非管制模式等现代公共行政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以惯之的以命令行政、人情行政、经验行政、多层行政、受控行政和身份行政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权力行政模式开始受到冲击.政府管理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公共行政模式.以承诺行政、制度行政、技术行政、参与行政、自主行政和契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行政模式是中国政府未来理想的公共行政模式之选择.中国政府在转型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处于发展之中,以变革求适应,将会以权力--服务混合行政模式作为其过渡模式.     

转型期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转型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壮大,公民社会获得了自身的发育机制与成长环境,并迅速的发展起来。然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仍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通过对我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研究,分析和指出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     

社会转型期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影响及对策

建设社会转型期的行政法治 ,必须充分注意相关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狠抓党的建设、政府改革和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研究

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和建设主体之一,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独具优势。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中存在着认识偏差、管理及运行滞后于现实需要等问题。为此,建议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有序发展。     

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宗教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浓烈宗教情结的民族.东正教作为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民众的意识之中,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从沙皇俄国到苏维埃政权,再到今天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历程,其在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凝聚民族精神、促进国家统一、规范民众道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与本土化构图——兼论张康之教授等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学术考证

概念的科学界定和规范使用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公共行政的实践和研究而言,对"公共行政"概念的界定和认知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生态高度复杂化的情势下,推进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研究的创新发展,必须及时纠正学界对公共行政概念认知的莫衷一是的局面,在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现实,来构想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图谱。对此,张康之等学人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历史视野中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进行全景式透视,不仅向我们呈现出了形成关于本学科的基础性共识的可能,而且对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给出了一个本土化的理论图谱,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摆动、平衡抑或其他: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

讨论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问题,应当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在本质的意义上,公共行政的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是统一、平衡而不可分割的;在基础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服从效率价值,经济效率之于社会公平更具有决定性;在直接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把公平放在首要地位;在现实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从实际出发,选择价值取向的侧重点。而狭义上的公共行政价值,应当定位于社会公平。     

中共三代领导人的行政价值观

公共行政的内容与职能异常复杂,并随着行政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三代领导人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职能及其结构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现不同的价值观。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反思及超越

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一是问题,二是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固然要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对方法的过分关注导致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情结,忽略了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更造成了研究中方法对行政问题的消解。研究需要方法,但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始终应为问题服务。公共行政研究要通过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现实关怀、寻找符合行政实践情境的研究方法等实现自身的构建,进而超越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     

论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本文以政治稳定的涵义作为思考的起点,剖析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并提出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建议.     

论公共行政的领域化发展

公共行政作为领域分化的产物,总是会遵循一般管理的基本理论,致力于组织的效率化追求,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获得发展。同时,鉴于领域的独立化,它也会表现出不同于私人管理的特点,致力于公共性的追求。     

对转型期负责任社会心态的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的逐步加深,以及2011年以来中东、北非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暴露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的矛盾依然严重。社会秩序的背后是社会心态。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引导社会心态的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培训和舆论引导,同时要监测社会运行,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增强民生政策的落实能力。     

论我国公共行政组织的优化设计

公共行政组织的优化对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对行政组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合理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控制政府规模,使公共组织各要素之间合理搭配、协调运行,实现政府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试论社会转型期工会工作的转型发展

工会转型是顺应经济、社会的转型,在劳资矛盾频繁化、劳资纠纷犀利化的前提下提出的。转型,意味着变化,也表明了原有的体制、模式已不适应它所依附的社会环境。     

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的张力分析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由于利益追求、价值取向、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张力:带有强制性的现代行政权力往往忽视传统权威力量的存在,而深受民众认同的传统权威则时常影响到现代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现代行政权力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权威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利用其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同时也要对传统权威加以引导,将其功能纳入到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真正实现二者关系的协调,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秩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