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上达：朱熹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探究

朱熹的“道德”概念比一般伦理意义之“道德”概念更为复杂：其范围更宽，泛指一切人伦日用之事，并兼具践履意味与形而上学意味。朱熹道德知识不同于西方传统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同于西方道德知识论语境下的狭义道德知识。它的最终形态表现为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但就整体而言，它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表现为朱熹对“知”的各种二分（如生知/学知、深知/浅知等）。这种二分，从当代知识论的话语视角，可对接于道德命题之知与道德能力之知的区分。对朱熹而言，不同形态的“知”之间又并非截然二分，而下学上达是达至道德能力之知的基本路径，同时贯穿朱熹道德知识内部所有形态的知识。     

用大历史观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21世纪新文明。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以大历史观,从中华文明史、中西现代文明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在古今中西比较中,回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何而来”“有何特征”和“向何而去”之问。     

反思·转轨·价值：现代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思考

西方现代化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产生,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反思西方现代化进程,其发展和扩张具有极大的破坏潜能,主要表现为制度危机、精神危机、全球危机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宏大眼光,打破了西方单向度的叙事模式,为多元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的路径选择,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自觉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浅析当代中国文化危机与文化融合的前景

文化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主要是“工业文明过剩”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工业文明过剩”,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仍然沿续了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选择,即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这种战略派生出了其文化发展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用中国的说法就是“重理轻文”,即重视科技的发展而淡薄“人文精神的培育”。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首先表现在“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盛行上。现代工业文明以高科技为手段的对于自然的掠夺,     

《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换

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从古代《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论说,到孟子的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荀子的行先知后说,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行重知轻和王守仁“销行以归之”的知行合一等宋明理学道德形而上学的知行观,再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以及清代颜元重“习行”轻知识的观点,而后至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近代意义上的知行学说,知行关系的讨论是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论说过知行…     

声音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出     

实践:青年大学生锻炼成长的平台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是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从积极的方面理解,它强调的是书本知识的重要性。然而实际上,书本知识还有待与实践相结合。正如西哲有言: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实践出真知。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就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他极力倡导学生“百事问”,并要求学生身体力行,以此成就大学问家的事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千百年来成为有眼光的读书人的不懈追求。在今天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空前爆炸,信息浩如烟海,但这并不能改变实践是知识之母的根本法则。任何范围宽广的专业和广阔无边的实践大课堂相比,都显得狭隘而片面。如果…     

地方性知识与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现有的研究存在不系统、不深入等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深入理解危机的本质。公共危机是社会价值遭到破坏或者不同价值之间冲突的结果。地方性知识及其所蕴含的价值长期以来受到贬抑,这会导致无效治理现象的增加;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性倾斜,加剧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隔阂及冲突;造成危机治理方式的单调及薄弱。地方性知识不仅是一类知识,同时也内涵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加强对它的研究,并将其提升到与科学知识同等的地位,能够为危机治理提供充盈的知识基础,进一步消除不平等,拓宽共识,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调解及社会协商的开展,从根源上减少公共危机的发生。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与西方法治理论比较研究

“依法治国”在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帝王之具”,“治民之本”。西方法制理论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对权力的限制。中西方法律观念迥异的原因分析。     

考量中西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与会通

中西方在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上旨趣迥异。中国伦理的价值导向是强调“整体”,主张“道义”和重视“情感”,西方伦理的价值导向则是崇尚“个体”(自我),提倡“功利”和注重“理性”。中西伦理价值观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惟有以此之明启彼之暗,取彼之长补此之短,才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价值体系。     

创新话语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

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世界社会主义大格局大趋势之中,承认世界社会主义多样化、多元化的新态势,不仅可以避免因片面强调"资强社弱"而丧失信心,避免因强调反和平演变而拒斥西方现代文明成果,避免因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强调其垂死性进而无视我们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也是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逻辑向度。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现代文明观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跨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承载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建设现代文明的探索与实践为其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理论经验。从价值逻辑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理论维度深化了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实践维度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础,在世界维度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实践逻辑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构建五大文明为一体的发展结构,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各文明交流互鉴。     

“后危机时代”转换的困境及其展望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针对金融危机的已有研究，偏重于形成机制及危机应对的相关措施的具体分析，并在社会领域中强调社会建设对启动内需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主义学界专注于制度根源分析，并以反思批判的形式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全面把握“后危机时代”的实质内涵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充分自觉到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转换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危机时代”进行对策性展望。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评析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在围绕人的自由与解放而追求中,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思想特征,诸如关注个体存在价值,探索主体行为动力和对科学理性主义反思等。并对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即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必须做到个性精神与集体主义,主体自然性与社会性,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多方面的价值整合。     

儒道美学的异质与同源

先秦儒家与道家是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两大学派,但就美学而论,儒道美学虽有差异,两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融通之处:在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点方面,道家讲“天道”,儒家讲“人道”,虽然对“道”的涵义的阐述不同,但都表现出对人类,对社会的终极关怀;在审美观方面,道家基于对自然之道的推祟,强调“大和”之美,而儒家则出于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强调“中和”之美,但二者对“以和为美”的目标的历史追求又是一致的;道家和儒家分别以“大和”和“中和”的概念来标志自己的审美观,对怎样安顿人生,疗治社会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其最终目的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扰攘纷争的社会获得永久的和谐与安宁。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及其文化渊源

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批评家,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中占有一定地位。周作人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走上中国文坛的,他的文艺思想集深厚的审美意蕴与巨大的矛盾危机于一体,具有长久的研究价值。周作人晚年撰写的《知堂回忆录》这样总结道:“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在吸收、借鉴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念中,周作人融合了科学与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以虚幻方式把握世界的东方审美意识,他的创作和批评更多展现出了中国自然主义的审美理想与传统儒家的“中和”美学意蕴。一、基督…     

“两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作为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也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接续推进现代文明、转化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两个结合”的坚持和发展使之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的文明图景和文明前景,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新的文明叙事、复兴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担负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合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双重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的文明意蕴就在于显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元叙事"的危机与知识合法性的局限——浅谈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的社会学批判

通过解构传统知识、真理、理性等概念的认识论批判来实现对后现代社会的批判是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策略,也是利奥塔一系列后现代著作的主旨所在。在研究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经典之作《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利奥塔借助语用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西方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态的嬗变进行了探讨,深入论证了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叙事”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局限,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进行了解释。一、“元叙事”的危机在《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引言中,利奥塔指出:“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     

“颂华派”和“贬华派”——16至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在 16— 18世纪 ,随着中国文明的传入 ,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由于耶稣会士的影响、思维方式和变革社会的主张的不一致以及欧洲中心论等原因 ,西方思想家形成了“颂华派”和“贬华派”两个阵营。无论是“颂华派”还是“贬华派” ,他们都从中国文明中汲取养分 ,接受影响 ,并把他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和见解溶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使之成为欧洲或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主潮中的一份子 ,并对欧洲或西方产生长盛不衰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伟大抗疫斗争看“中国之治”新境界

<正>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展开了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抗疫斗争。这场疫情既是突如其来、措手不及的“大战”,也是检验和提升“中国之治”效能的“大考”;我们既需要度过生死考验的危机,也必须牢牢抓住在危机中孕育出的治理新机。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坚决迎战和努力赶考的历史主动中、在化解危机和掌握新机的历史进程中,淬炼出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