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应从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入手,重塑政府信任。     

政府责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逻辑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公正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这是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政府责任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逻辑起点。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塑政府责任的社会公正价值,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按照治理理念,构建以政府责任内容和责任履行机制为核心的政府责任体系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论信任、社会资本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形态,其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预警期发挥着＂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处置期发挥着＂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在善后期发挥着＂监督员＂和＂指导员＂的作用。因此,大力培育各类信任关系,构建个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l生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和治理策略——基于集体行为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

本文根据集体行为理论和西方对社会运动现象的研究结果,探讨了中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生成机制和演化逻辑,分析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几个关键要素,并进而提出了针对不同演化阶段的相应的政府控制策略。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危机管理的新挑战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且从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来看,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直接推手并推动其朝着恶性化方向发展,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形成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如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治理,将是网络时代政府管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对新时期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出的新挑战。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群体性事件防范能力的提升策略

正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我国社会深度转型的阶段性特征之一。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仅检验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转绩效,而且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要见     

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与思考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的态势,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特点,深入分析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着力提高处置能力,增强立法、普法和执法的有效性,建立健全预警机制,从源头上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不稳定因素,推进政府与社会在群体性事件和其他危机治理中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在群体性危机事件治理中的作用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政府对此的单一治理模式有诸多缺陷,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它的介入可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预防阶段可起到矛盾双方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事件处置中能促成矛盾双方对话协商、并引导群体行为重回理性。     

协商民主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协商民主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积极回应,对预防和化解转型期多元社会矛盾外显体现的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有助于完善公共决策机制、利益协调体制和治理民主制度,从而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但是,协商民主也因面临平等基础与公共责任匮乏、低效率以及维稳压力等现实困境而可能引发更大不公、损害公共利益、导致民众情绪失控以及民粹主义行为滋长等激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为此,将协商民主与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依据矛盾形成发展阶段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类型,选择恰当的治理方式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必然出路。     

制度与能力: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基本维度探析

群体性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恒定目标。因此,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视角探讨与思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务必在明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夯实制度体系与制度生态建设,同时不断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抓好根本与关键,实现群体性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众参与视域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普遍存在"重应对,轻预防"的倾向,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在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根源分析与发展趋势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各主体协商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可以构建"政府+公众+第三方组织"的协商沟通平台,推动政府单向度环境整治转向"多元主体协商治理",力求促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良好局面。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路径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但它极易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而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秩序。现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因素缺失,主要表现为网络法律规范不健全;行政法治机制不具体,网络对话法律机制不足,网络预警法律机制空缺,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滞后;司法追究机制不明确。应该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合理路径,确立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法律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行政法治机制,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完善执法协调程序,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推动司法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增强网络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