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完善

畅通、高效的参与机制是现代化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区治理体系制度韧性的来源。当前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发展不充分、居民自治组织主体性偏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等表征。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引领力、提升居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治理对外部社会资源的吸纳力,逐步形成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多元互动社区治理参与新格局。     

社区自治的法治化:理论基础、制约因素、实现路径

就城市社区自治而言,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法治要素是社区自治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商业化社区已具备"陌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社区居民也具备"成员理性",这是社区"规则治理"的前提。同时,社区各主体间法律关系清晰,这是社区法治化的基础。当然,社区自治的法治化也存在制约因素:业主自治组织机构(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不健全、自治性制度规范严重缺失,业主委员会在运作中功能扭曲,物业管理尚未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自治功能弱化。实现社区自治的法治化,需要构建社区治理的民主决策机制;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健全对业主委员会的制约监督机制;拓宽业主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精英的主导作用;理顺"政社关系",破解社区行政化难题。     

现代化转型中的城市社区治理新趋势——以成都实践为例

我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城市社区治理正在朝向"三动三治"趋势发展和转变。居民自治更加主动的趋势、社会组织更加能动的趋势、政府与社会更加互动的趋势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党领导下的综合治理、制度规范的依法治理是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     

“隐身党员”社区参与研究——基于“共生论”的视角

当前的社区治理并不是所有人的社区自治,而是部分人的社区治理。作为有着较高政治参与能力与素养的党员群体,并未在社区建设中起到先锋带头的作用,大量的社区在职党员选择以"隐身"的方式来回应社区治理,长期"脱嵌"于社区政治生活之外。其"经济人"、"单位人"等多重身份标签是其"嵌入"社区政治生活的重要阻碍。他们个人的愿景并未上升为社区的愿景,在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下,"隐身党员"很难将自身的资源自发地付诸于持续的社区建设行动。多重的身份标识使其对于社区建设的责任模糊化。从共生角度,挖掘出"隐身党员"这一潜在的社区资源,并使之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提升社区营造质量的重要路径。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党建“一核多元”: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正近年来,滕州市坚持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共驻共建的"一核多元"党建工作新机制,实现了党的领导、居民自治和现代物业服务的"有机融合",优化了城市基层治理,增强了城市居民获得感,滕州被中组部纳入"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引领行动市"。     

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社区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的社区治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正在形成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即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     

农村“社区”与“行政村”辨析

许多人认为农村"社区"与"行政村"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区是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基层单元,行政村则是村民自我事务的自治体。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是行政村自治体的"群众自治"性质和当下对农村"社区"的实用主义应景式诠解。社区的本义应是人类基层生活共同体、决不仅仅是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单元体;村庄自治体不仅治理自己的村务,而且"一肩挑"起公共品进村入户等政务。不论从地域共同体层面还是从治理层面,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一村一社区",农村"社区"与"行政村"应该是统一的;从公共产品不同的供给主体上来硬性区分"社区"与"行政村",在逻辑上陷入了严重谬误。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历史阶段行政村建设的新形态,而不是并列于行政村建设之外的一个东西。若把两者强行分离,势必造成怪诞的结果。     

“元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厦门市海沧区X街道为例

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治理理论"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演变以及"元治理"理论对它的批判,分析了中国社会"行政社会"的治理现状及与"元治理"理论的契合。接着介绍了厦门市海沧区X街道对于三种治理方式的调整、协同:科层治理方面,从区级政府开始,逐级简政放权,实现行政与自治分离;市场治理方面,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公益创投等形式,引入市场力量促进本土社会组织发展;网络治理方面,通过"以奖代补"的政策,激发民众主动参与,形成微自治。最后,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视角下,文章提出政府应该发挥治理中的"中轴"作用,通过调动市场资源,为社会"赋权增能",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治理格局。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模式新选择——基于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区“邻里值班室”的分析

"邻里值班室"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形式和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对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区的调研分析表明:"邻里值班室"能够为社区协商民主提供公共论坛,有利于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推进社区决策民主化,增进多元主体的"幸福感",促进"和谐社区"构建。同时,"邻里值班室"也存在着协商民主运行机制行政化问题突出、利益表达层级过多、部分社区居民和社会协商组织能力不足、协商民主中监督和问责系统缺位等问题。进一步搞好"邻里值班室"和社区自治需要建立协商民主长效机制,积极培育多元主体的协商意识,加强对"邻里值班室"的监督与问责。     

城市社区联合体的政府介入与社会培育机制研究

基层社会组织化是重要的社区治理创新已经成为了学界共识,但因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发展目标和行动机制不同,组织间冲突和矛盾风险加大,急需社区联合体的协调与整合。作为社区联合体的组织载体,居委会需要功能转型与角色再造,即它应在政府部门的资源介入下,在专业团体的积极推动下,成为社区公益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中间载体、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者、社区协商参与和社区资源的分配者。唯此,行政与自治的紧张关系才能得以调解,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一直走不出自治不足的困境,原因不在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党领导下的社区多中心因素构筑的多中秩序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多中心秩序的社区的延伸和扩展。社区多中心秩序的建立将促进居民互动和社区化,促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有序参与。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将是多中心因素的主要构建者,法律则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制度保障。     

以院落改造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成都崇州市崇阳街道创新社区管理的实践探索

成都崇州市崇阳街道着力探索社区管理机制创新,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群众参与"的要求,以老旧院落治理作为"细胞工程",开展"爱我家园·争创和谐社区"创建工作。积极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等多种手段,以"建立院落党小组、成立院落自治组织、制定院规民约、开展居民自治活动、创新院落管理载体、探索网格化管理模式"六大抓手和"开展民意调查、建立院落党组织、成立院委会、健全院规民约、实施城乡靓化、实行院落星级评定、实现社区自治"七步工作法为重点,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提升社区管理水平。     

国际化社区治理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及其路径选择——一项来自S市B社区的案例研究

国际化社区成员的多元化决定了其价值需求的多元化,如何顺应国际化社区居民彼此陌生、孤单、需求多样化的特点,通过文化活动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通过居民自治,协商共议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加速文化认同和社区整合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首要难题。S市B社区＂相约九号＂社区自治平台这一新型参与机制的出现在演进逻辑上与社区治理有着某种对应关系。社区新的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显现,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和社区公共生活的拓展,实际上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管理仍然任重道远。可以说,我国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提升社区自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探讨

社区是人们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基层社区"善治"的关键.分析影响社区自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因素,可发现其主要表现为社区治理工作涣散、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管理活动弱化及自治场地设施尚未健全等诸多方面.为此,要加强党对社区工作的领导、采取多样化的组织动员管理路径、多措并举筹集社区各类项目活动资金、...     

社区党组织引领居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领头雁",要在引导居民自治中实现好自身的功能定位。近年来,上海市松江区方松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建立规则、搭建平台、培养骨干等手段,积极探索党组织引领群众自治的工作模式和方法。面对新形势,社区党组织需要依据变化了的环境,注重"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良性互动等理论思考,创造性地开展社区党建活动。     

试论发挥新疆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

社区调解是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目前,培养和增进社区居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强化社区的治理观念和组织结构,发挥社区调解的法律治理功能,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做好增强依托社区调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结合"硬法"和"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规范作用以及为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法律人才支撑三个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