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基层机关事务管理创新

机关事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是放管服改革在政府内部的开展,也是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在放管服改革深入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面临职责加重、政务事权加量、基层政府与公务员任务翻倍的情况,机关事务管理尤其是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管理体制、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格局、保障水平面临挑战。基层机关事务管理改革需要通过职能定位、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多路径进行创新,使之与放管服改革相配套。推进基层机关事务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社会化、信息化、专业化、标准化对于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避免腐败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士气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优化陕西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后强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是以政府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制度创新的方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陕西省在“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改革推进的统筹设计、科学规划有待加强;改革推进中的体制机制创新需强化完善;改革推进中的协作性、协同性需要加强;破除改革“痛点”和“堵点”的力度需加大。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陕西营商环境要加强“放管服”改革推进的统筹设计、科学规划;要深化“放管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优化;要下大力气解决“放管服”改革硬件载体的不足,切实破除改革的“痛点”和“堵点”;要推进“放管服”各部门职责优化协同高效,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     

新时代推进“放管服”改革方法论

在新形势下推进“放管服”改革要求政府要做到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要实现这五个“为”的目标,就要有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这三道计算题。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是政府做到五个“为”的基础路径,做好加强监管的“加法”是政府做到五个“为”的关键路径,做好优化服务的“乘法”是政府做到五个“为”的核心路径。要统筹协调好“加、减、乘”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系统性、协调性思维全方位推进“放管服”改革。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或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他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电子政务深入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与第三部门的兴起两个方面,他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动因、成效、困境及推进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已经持续多年,改革力度之大、改革范围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是历次改革中所没有的。这场改革动因主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及新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的举措主要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单制度改革、服务流程再造、证照分离、减税减负、优化服务、监管改革等。通过改革促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服务方式智能化、市场监管精准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规范了政府权力,化解了市场主体的“堵点”“难点”“痛点”。改革也在制度、监督以及基层积极性等方面存在问题。未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策略主要包括价值的调适整合、结构的互动整合、机制的协同整合、技术的嵌入整合、执行的配套整合、制度的优化整合等。     

全周期视角下政务服务的新突破——基于宁波市江北区“一件事”改革的分析

政务服务是多要素组合的复杂系统,强化各要素的有机链接成为当前改革的重要动向之一。宁波市江北区“一件事”改革引入全周期管理理念,通过即时感知需求、厘定事项边界和权责清单、建立业务协同机制等举措,将跨部门、跨层级的“多项事”整合为市民、企业视角的“一件事”,推进政务需求整合和要素联动,极大地促成了政务服务的集成高效办理。案例表明,“一件事”改革推动了政务服务从技术主导到生命需求指引、从服务结果管理到全过程闭环管理的导向转换和资源整合,由此实现了政务服务全周期管理,是政务服务领域的新突破,也成为“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重要创新经验。     

“互联网+”背景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路径探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新时期,"放管服"改革也面临着效率困境、"信息孤岛"困境、道德风险困境等问题。"互联网+"能为"放管服"改革的开放、互动、一体化运作提供技术支撑及思维方式,助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关于深化基层“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简政放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步"先手棋"。基层政府(县、乡)作为"放管服"改革工作重要的承接主体,同时也是"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容易忽视的盲区。"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全面清理政府职能,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基层"放管服"改革当然也不能脱离"放管服"改革的本质,否则可能偏离改革最初设定的方向。因此,要兼顾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及时化解改革引发的司法问题,激活存量权力,提高服务质量。     

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放管服"改革面临的难点,运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交易成本"出发,对改革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扫描。研究发现目前深化"放管服"改革关键在于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源泉。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改革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降低非必要性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非必要性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重视全社会市场信息对称分配的制度安排,降低搜寻、整合、维护的信息成本,由此抵制各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全社会策略成本。第三,充分利用新型信息技术,重视"互联网+"公共制度性信息平台建设。     

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的“放管服”改革动因解析

政治系统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动因来源于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入包括环境要求与环境支持。"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政府变革的重头戏,而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其根本动因。环境输入的要求来自经济转型和竞争的加剧、现代社会及扁平化组织变革、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三个方面,它们凸显"放管服"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环境输入的支持来自科技进步、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以及企业的助推三个方面,它们使深化"放管服"改革可能和可行。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哲学思考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当下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针对当前"放管服"改革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法理意涵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而推进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迈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步伐，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立足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治逻辑，我们可以将其法理意蕴概括为“八个命题”,即“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政治主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具有坚实的合法根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大国体制的历史传承”“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密码”。它们从改革的现实意义、思维范式、文明价值三个维度，诠释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法理根据。     

政府“放管服”改革及其“获得感”的秩序维度

"放管服"改革,是最近几年国务院推动政府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先手棋",但其中存在秩序维度的冲突。要让"放管服"改革取得成功,并且让企业和民众有"获得感",须从秩序维度进行治道变革。从物理层面来看,"获得感"与"放管服"改革的技术细节改进、程序流程优化和服务态度与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有关。从秩序维度来看,"获得感"与"放管服"各个秩序板块之间的结构契合有关。从关注政府的秩序维度进行治道变革的要义看,是从权力的治理转向权利的治理,从单中心的治理转向多元参与的治理,从强制性、等级性、条块分割、心理失衡的治理转向自愿的、平等的、整体的、网格状、心理协调的治理。     

中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放管服"改革是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改革进展和表现形式。国内外有关中国"放管服"改革实践的理论研究起步很晚,但已经在相关概念与构成内容的理论阐述、改革过程发展演化与内在逻辑、改革实践问题与规范对策、改革实践环节或领域相关主题、地方改革实践及其成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相关主题研究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征,但总体上方兴未艾,也展现出了较为明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展趋势。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开展高校工会工作的新思考

"放管服"改革将不断推动高校行政色彩的淡化,推动高校教职工主体地位的提升,工会的建设职能、维护职能、参与职能将得到更好发挥。"放管服"改革将促使高校形成一系列新制度和新的工作模式。因此,高校工会要学会在新的制度下,运用新的理念来开展工作,要实现从被动型向主动型工作理念的转换。高校工会工作人员要形成适应"放管服"改革精神的思想观念和业务素养。     

加强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

"放管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涉及权责关系的重塑、管理方式的转型以及工作模式的再造。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改革任务中找到有力的抓手和突破点,不仅决定改革的方向和大局,也决定改革的成败。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通过"一把标尺"规范"放管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现代政府管理秩序、文明和进步的体现。     

“放管服”背景下政务信息共享发展路径——以昆明市为例

政务信息共享对于行政改革具有重要价值,不仅能为"放管服"改革提供技术手段,而且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优化组织流程、重塑组织形态,以及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政务数据共享观念滞后、保障性制度不完善、管理系统不规范、数据加工的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还较为普遍,制约了"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应转变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共享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完善管理机制;做好政务信息共享的技术支持,尽快建立和完善数据录入、整合、共享的标准体系。     

英国警务的私有化改革

英国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警务私有化”改革就是一场打破公共部门对警察服务的垄断,把一部分警察服务市场化,让公众能在市场上自由选择其满意的警察服务的改革。它是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管理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包括对警察机构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改革两方面。它对我国的公安工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现代政府改革理念与澳门公共行政改革

“服务行政”、“责任行政”、“学习型政府”是引导现代公共行政改革的三大理念。澳门回归后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在打造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学习型政府方面,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呈现出以民为本、注重咨询、强调协作、稳健推进的改革特色。     

浅析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作用及改革中需注意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央将“大部制”改革确定为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国内一些城市也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深圳在遵循中央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于2009年明确提出对政府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要按照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要求对行政机构进行重新整合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深圳此次改革，因其范围广、力度大，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在对深圳“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动因、改革的亮点与作用等方面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就此次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以期对此次行政体制改革能有所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