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应相对淡化

食品安全是维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以“严刑峻法杀无赦”的重刑主义规制食品犯罪无异于舍本逐末；反之，在食品犯罪认定中，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才是规制食品犯罪之正途。对此，在食品犯罪认定中可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疫学因果关系说，将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相对淡化，从而遏制食品犯罪的高发势头，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刑法因果关系新思考

因果关系作为判断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其基本定位应解决在刑法中的地位、作用和范围三个问题。来源于苏联的因果关系学说、新近颇有影响的大陆法系因果关系学说,以及英美法系双层次原因说,都因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而令人难以倚重。确认介入因素的传递作用,并按照因果关系的逻辑类型,刑法因果关系可划分为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充分条件的因果关系和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合乎逻辑且有实践基础,可全面解决刑法因果理论的现存难题。     

环境犯罪的刑法现状及其改进

在我国,对环境犯罪这一新兴社会现象现行刑法并未作明确规定,已有的环境犯罪并非法律概念,而是学派众多的学理观点,且因观点定义的时间背景所限,因此在突出生态保护这一人与环境关系的宗旨方面有不足,这已在现行刑法中有所表现,极大地影响了对环境犯罪和环境违法的认定和处罚,需要根据所存在的不足注重相应内容的构建.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巡历与新思考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复杂且对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因果理论巡历及我国目前论争的焦点,即纠缠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等哲学迷障,提出自己的新思考,再现了因果关系研究思路不应当复杂化,以便益于指导司法实践,使刑法理念得到更科学的体现。     

论产品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

产品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影响着产品侵权责任案件最终的判定。但是由于我国产品责任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相关产品责任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甚完善,产品责任因果关系理论不够完善,导致了在实务认定中存在判决依据不统一,判决结果多样化的情况。在此试着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探析,说明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来认定产品责任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的合理性。     

对环境犯罪生态法益的追问及反思

环境犯罪法益定位泛秩序化、公共政策化倾向将导致立法走向象征主义、司法走向工具主义的歧途。非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生态法益论自带虚无主义特质,维护环保秩序的公共政策不宜作为环境刑法构造的外在参数。生态法益界限不明将消融公民和国家的界限,构建社会上公共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刑法上的环境公共法益之递进关系,有助于在环境刑法的开放性与安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环境犯罪、环境刑法与生态利益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更多的是关注人身和财产利益,对生态利益有所忽略,在生态系统的保护上存在明显缺陷。要发挥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就应以生态利益为标准来完善现行刑法,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环境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在罪状的表述上体现生态利益的要求。     

玩忽职守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玩忽职守”的行为本质在于对公务职责的懈怠，具体表现为不履行职责和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的重大损失包括无法实现的债权损失，但在立案后自然引发的利息损失不应计算在内。认定玩忽职守行为与重大损失的因果关系要运用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划定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运用因果关系中断理论来排除实害结果归于玩忽职守行为的可能性，运用监督过失理论来追究监督者的领导责任。在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跨法时，应以行为发生时法为“旧法”。当玩忽职守罪与近似犯罪发生竞合时，要区别情况，或从一重罪论处，或根据近因原则，以在因果链上距离结果发生较近的对应罪名论处。     

学科交叉视阈下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从刑法学、经济学学科交叉的视野看,环境犯罪突破了其他部门法所能调控的极限,是刑法被动适用的结果。当前,环境犯罪立法、司法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确立系统的规制思路,也需要对具体的刑法制度进行改造和组合。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试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专门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将商业秘密纳入到刑法保护范畴,但该罪在适用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争议,也不符合TRIPS协议中有关规则。因而有必要对商业秘密的概念、犯罪客体以及司法认定等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便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电信诈骗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探究

电信诈骗犯罪行为人借助电信、计算机等通信中介实施犯罪,使得电信诈骗犯罪在时间、空间二维度上与普通诈骗罪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犯罪形态的认定。然而,认定其犯罪形态的理论前提是界定犯罪是否已"着手",因此,在采用实质客观理论认定其着手问题之后,比较分析如何认定诈骗罪既遂标准的学说,认为采用失控说为标准界定电信诈骗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颇为合理。     

关于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单位犯罪作为近年来刑法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同样也是刑法修订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修订后的１９９７年新刑法在总则第二章设专节对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及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作了总括性规定的同时,又在分则的有关章节里规定了具体的单位犯罪的构成法定刑,从而构筑起了一个集自然人刑事责任与单位刑事责任一体化的刑法新体系。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立法界、刑法理论界对传统刑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一、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根据新刑法第３０条的规定和立法精神,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改造

刑法是遏制毒品犯罪进一步滋生蔓延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刑法中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法定刑规定过重,有的选择性罪名设置不合理,有的则表现为不同犯罪之间的法定刑配置失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对犯罪的认定和处理,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公平正义这一法律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因而有待进一步完善。     

金融犯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问题

金融犯罪属于新兴形态的经济犯罪,近些年来,随着金融领域的开拓、金融业务的发展而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因此,随之而来的首要问题便是涉及此类犯罪定罪根据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金融犯罪,当以刑法分则及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该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为依据,其中金融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金融刑事违法性等乃认定此类犯罪的实质、法律标准,这对于区分金融犯罪与非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同时,也只有注重两者紧密结合,正确处理彼此相互关系,才能做到准确把握金融犯罪与非罪的界限。     

论监督过失理论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适用

当前司法实践对于食品犯罪的认定存在重刑倾向。通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法理基础的梳理可知,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监督过失理论时,行为人仅负监督过失的责任,而不承担管理过失责任。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限定为在食品安全监督业务中享有具体和实际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价值基础在于罪责自负原则,因而行政机关监督过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有别于企业组织体内监督、管理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时,从因果关系角度考察,应当将被监督者故意实施犯罪与基于可信赖的被监督者之行为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非法定免责事由。     

论“新失业群体”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失业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峻，对这一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的规制，必须坚持刑法之内和刑法之外两个视野，确立理性的防控理念，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调节器。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打击群体犯罪，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尊重弱势群体犯罪的“可宥性”，当宽则宽。     

不作为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上规定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造成刑法上规定了法定刑后果的犯罪形态。通过对比国内外立法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当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来源之一;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紧急情况无法律"的情形。     

我国防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研究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演变至今已呈现出新的态势,其危害性不断加大,对其惩治的困境凸显。究其原因,理论层面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的不全面、立法与当前实际的脱节、基础概念的不明确等,因此,通过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基本理论的梳理,厘清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防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立法,成为自《刑法修正案(九)》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