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项目的运作及其对传统项目制的突破——以上海市Y街道社区自治项目为例

社区自治项目是在传统项目制治理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其对传统项目制有所突破。通过对上海市Y街道社区自治项目的研究发现,社区自治项目的运作包括项目需求搜集、项目申报、项目评审与立项、项目实行、项目监管与评价五个阶段。整个过程突出的是自下而上的项目制定、项目运作的多元协同、自治平台的打造,这分别是对传统项目制在项目决策、项目执行与项目目标三个层面的突破。深入研究社区自治项目对传统项目制的突破,有助于厘清社区自治项目运作逻辑以及拓展项目制研究范围。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政社协同项目化运作的目标偏离及其矫正——基于一个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考察

项目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已成为加强政社合作的重要模式。但项目化运作中也存在一些优秀项目执行失败的典型案例,影响了政社协同的有效性。从目标偏离的角度考察优秀项目的执行与矫正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结合政策执行理论下的个案研究,通过分析项目目标偏离的生成过程与行动策略后发现,主体间的理性博弈增加了项目预期目标的执行成本,特定条件下容易出现项目行政目标吸纳社会目标的政绩倾向,引发形式化参与,直接导致项目目标的偏离。而为了逃避目标偏离带来的风险,项目“打包方”“抓包方”及其他相关者会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违背现有制度规范的合谋行为以形式化的方式保障项目完成,这也是项目目标偏离后仍然得以持续运作的直接动因。未来的项目目标矫正须从”目标设定—目标执行—目标跟踪“层面做好项目质量管理。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市D区经验的探讨

对上海D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经验的观察表明,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具有明显的政府强势引领特色,体现为几乎所有的理念、制度和资源都来自于政府,城市社区自治高度嵌入在强大的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基层政府既是扶持之手又是干扰之手、社区陌生化与利益分化造成的众口难调以及普通居民的参与冷漠和社区骨干的严重老化。发达地区城市社区自治建设要尽其可能地把制度搞对、把理念搞对、把激励搞对、把主体搞对和把单位搞对。     

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村治模式的新动向:农村社区自治的孕育与产生——基于对湖北省若干地区的考察

近几年来,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历史性变迁。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于村民自治社区单元的具有生活共同体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各地在新型农村社区结构单元基础上开始了自治实践探索,形成了新型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这种自治模式打破了村治人员身份边界、以户籍为基础的地权关系束缚,容纳了多元身份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身份主体,多元经济组织形式及经济结构,契合了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的要求,代表了当前村治模式的新动向。     

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路径探究——以上海市L街道为例

公共服务是基层社区服务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社区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本文在结构化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上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满足公众服务需求多元化,但是在访谈调研过程中发现,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社会组织却没有在社区服务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存在着很多的沟通障碍和社会资本缺失,或者说社区没有能力和条件去选择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组织也无法单方嵌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场域中来。因此,本文从另一种新的视角,试图阐释社会组织怎样嵌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的良性发展。     

依附式合作:强国家下的城市社区自治——以上海NX街道的社区自治经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国家的权力再嵌入和社会的策略性回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上海中心城区NX街道社区自治经验的近距离观察发现,社区自治一方面体现为国家主导的社区组织化过程,国家通过对社区自治的组织设计、团队建设、场所安排、活动举办、人选把关等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权力再嵌入;另一方面,社会在社区自治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对国家在资金、空间、权威和组织网络方面的资源依赖,这种资源依赖虽然说明了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但也使得社区自治的有效运转成为可能,促进了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     

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服务项目制不仅成为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亦成为连结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机制。随着公共服务项目制的大范围推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分类控制体系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嵌入式治理。文章试图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探究政府如何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打包、发包、执行、监管的全程式主导和控制,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管控意志渗入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实现对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并通过与分类控制体系的比较,指出嵌入式治理内在治理逻辑及其对当下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诠释的适用性。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社会空间还是政治空间:社区空间性质分析——基于应然和实然的视角

从社区的本质属性和社区建设的目标看,社区自治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应然价值形态,社区成为一种自治的社会空间。但在社区建设的实然空间中,行政权力成了各种关系和活动运作的核心,本应属于社会空间的社区呈现为一种政治空间,由此产生了社区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巨大裂缝。弥补社区政治空间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裂缝、实现社区自治的价值回归,合作主义在目前中国的社区建设中具有较强的现实和理论适用性。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居民自治的西桥模式——看武汉市江汉区西桥社区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伴随大武汉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原本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江汉区唐家墩街道两桥社区,如今已是繁华闹市。沧桑巨变,也给西桥社区带来了复杂的管理难题。这里不仅有高档住宅、精品写字楼、流光商厦,也有城中村私房、破产企业宿舍,目前仍有多处改建、市政等工程在进行。复杂的环境曾经给西桥社区带来过阵痛,但现在这里的管理井井有条、居民生活其乐融融,呈现出一派“平安家园、和谐家园、幸福家园”的美好气象。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成因及其运作逻辑——基于D市社区基金会集合性个案的在地化观察

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是中国社会基金会在地化发展的主流模式。基于D市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集合性个案观察分析,揭示该类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成因及其运作机理。一是发端以政府“高位推动”为主,市场和社会力量为辅;二是筹款募资以“定向捐赠”为主,资金自筹能力有限;三是业务开展以直接参与式的“运作型”服务定位为主,平台枢纽作用功能发挥有限等。这对未来进一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机制及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在社区空间内建构社会性别知识——以陕西妇女研究会秦阳项目实践为例的探讨

社会性别与发展经历了理论传入、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实践与反思的过程.社会性别与农村社区发展实践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简单地在项目中设计了性别指标即可完成.其实,它更涉及以往社会性别知识在社区本土实践中的运用,以及产生新社会性别知识的一系列过程.陕西妇女研究会秦阳妇女健康发展项目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性别知识并非外来的"文化殖民",而是在社区空间内建构的具有本土价值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