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上海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域,房地产改革实现了中国城市社区从集体权属的单位社区向个人权属的居住社区的转变,也带来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通过对上海市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多元权力格局。居委会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在某些领域因为物业力量的延伸而出现空心化现象;物业公司以极具效率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社区运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业委会虽然成立的数量不少,但作用发挥依然有限。而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中,上述权力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低档社区市场力量较弱,往往承续着单位制传统,居委会扮演着权力格局的主导者;高档社区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物业管理公司,并且挤压社会力量的发展;中档社区则发展出一种碎裂化的相互制衡态势。在这种多元的权力格局中,政府行政力量如何有效释放,以及政府行政权力执行者的角色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并依据具体社会发展状况培育社会管理力量,使得市场与社会力量实现良性互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改革方向。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社区安全服务的主体拓展与机制创新

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产生多样化社区安全服务需求。为此,国家对社区服务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新政策指导下,以警察为主体的一元社区安全服务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参与主体拓展为行政、社会、市场三种力量并举,工作机制转变为行政机制,社会（自治、公益）机制、市场机制三元并行。不同参与力量,定位明确,功能互补,三元机制协调运行,弥补了警力不足、无法提供高效和多样化安全服务的传统警务弊端,体现了警务社会化的趋势。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内向型行政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开展合作。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从“独奏”到“合奏”: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武汉市Y社区为例

不同历史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不同的供给主体与路径。基于一个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历史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单位制时期单一的行政化公共文化供给束缚了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单位转制社区以来,社区文化类"草根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企业搭台、文化唱戏"的兴起,成为弥补单一行政化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的重要力量。研究认为,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从行政"独奏"走向与社区"草根组织"、企业"合奏",形成单位制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之路。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逻辑、困境及策略

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分别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价值基础、行动准绳与现实载体。现实中存在社会信任的破坏导致环境治理意愿不足、社会规范的失效致使环境治理效果不佳和社会网络的缺失造成环境治理程度不深等困境,需要通过构建社会信任体系、优化社会规范共识和扩大社会参与网络来提高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愿,进而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成效。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非制度化运行问题探讨——基于华中宛村的调查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华中地区,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度化现象。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提供了土壤。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引发了村委会及基层政权公信力缺失、村民与干部对立、基层群众自治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因此,亟需采取措施使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运行回归常态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匡正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是社区矫正的显著特征。这既是社区矫正发展的动力,也是社区治理理念的具体表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存在调查评估主体受限、法律供给不足、行政色彩浓厚、参与模式单一等问题,导致社会力量帮扶效果不佳。需要通过合理确定调查评估主体、完善立法、明确社工地位、构建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等途径来激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     

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制度建设与经验启示

根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国外公共文化服务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民间主导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一臂之距"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这些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渠道、创新方式,在融资、供给、治理等环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制度供给。对其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可资借鉴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创新金融手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丰富治理主体,完善多元治理结构;强化支持举措,促进平台作用发挥。中国可在立足自身国情与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对这些经验进行适度借鉴、吸收并转化为有针对性、适应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突破策略研究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存在着总量上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的双重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既有现行的政府垄断供给公共体育服务模式下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缺乏公共服务的理念以及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科学评价机制的缺失,还包括在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活动中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薄弱。因而提出以制度创新来突破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困境,具体策略包括:创新管理理念,树立以公众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构建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完善决策机制,使公共体育服务决策有效回应公众的需求;创新评价机制,以绩效评估促进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安参与路径研究

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认为,社区治安参与是一种社会行动现象。治安参与行动过程涉及行动者、目标、情境和规范要素等具体内容,社区治安参与的路径选择,要平衡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力格局,对接不同主体的价值期待,丰富拓展治安物质文化资源,建立完善的治安参与制度。     

社区矫正的属性及其契约化规制

社区矫正的属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契约化的空间。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看,社区矫正是国家和社会力量根据社会契约有效管理社区矫正事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矫正效率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活动。因此,社区矫正在表现形式上是行刑法律关系、行政管理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复合,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组织形式,一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结构形态,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行为。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政府"应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是社区矫正政策的制定者,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是管理职能;社区矫正参与者则是政策实施的"划桨者"。社区矫正的公共管理属性使得社区矫正治理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刑事强制力作后盾,由社会力量为罪犯提供矫正服务的二元体制。     

中国现代公共行政监督功能的整事与实现

公共行政监督,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它蛤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随着国家的出现,与公共权力一道相伴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权力的每一次职能扩张,同时也会相应地要求对它的控制与监督功能的放大。在西方,监督早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作用的一种重要机制。其后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一套全方位的纵横了阡陌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在中国,自秦朝中央封建政权的建立,便产生了一套利用行政体制自身对行政执行人员的行为道德和履行职责进行监督的功能,王权统治下对官吏的行政监督,对促进官员的廉政勤政和封建监督体系的建立,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差序协同：跨域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图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跨域环境治理在复杂的主体利益关系模式下表征为圈层嵌套式的差等网络结构与级序行动逻辑,即差序协同模式。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差序协同既源自于跨域环境治理知识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分离,又归因于权力结构内部权力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受此影响,跨域环境治理极易陷入过密治理与试点空转以及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的藩篱与窠臼,由此阻碍“制度—效能”转化,以致“局部有效而整体失效”“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样态此起彼伏。为达到“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国家治理高度,就我国跨域环境治理体系而言,我们应将政府、市场与社会视为一个抽象的连续体,并以链式思维消解行政替代困境和自治缺位困境。     

融媒体视域下的社区公共领域构建

当下我国城市社区面临着依赖行政力量驱动、社会动员乏力、公共领域衰退等治理难题,"独自打保龄球"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普遍现象。融媒体是以联动共融为中心,以用户和服务为基本点的新型媒体形态,可以作为信息化时代社区治理的新工具,助力城市社区塑造公共领域,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为化解社区治理难题带来新契机。基于社区治理的现实需求对融媒体的价值、发展路径和可能存在的偏差进行探讨,能够为社区公共领域构建和现代媒体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公共权力也处在转型的特殊阶段,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即非完全契约。传统公共权力管理社区的观念、权力架构和管理方式还在不同程度影响着现代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文章以公共权力由“强制属性”向“契约属性”转型为分析视角,对比剖析了中外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制约因素的不同特质,希望对不断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