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的生产能力损害及修复机制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的分析

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难以预测性和较大危害性等特征必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其对生产能力的损害主要是通过限制生产者作用的发挥、破坏生产工具、破坏产业链等直接传导路径,以及减少市场需求、增大企业违约风险、增大生产不确定性等间接传导路径来实现的。剖析突发公共事件中生产能力修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在此基础上构建由动能生产机制、传导畅通机制、联动共赢机制、供求对接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构成及其相互联系、有机运行的生产能力损害修复机制。为确保机制的稳定运行,需从政府作为、企业行动、市场拓展、统筹协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保障和支撑措施。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与“不变”——以新冠疫情为例

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热点时刻"。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分化、个体意识结构严重失衡等场域困境,因此必须在传播理念、传播话语、传播模式上与时俱进,主动应变。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其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理论根基不能变、实现社会共同价值引领的功能定位不能变、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认同路径不能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向度不能变。实践中必须牢牢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既创新求变,又以不变应万变,共同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铁路公安机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探讨——以南京铁路公安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南京铁路公安处采取了建立健全高效应急指挥体系、路地协作筑牢防线、数据支撑精准研判、应急保障全力开启等措施,取得了积极的防控疫情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应尽快完善应急处置体制机制建设,提升应急处置防范水平,突出科技信息支撑的保障作用,提前布局应对疫情次生风险,全力提升铁路公安机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工会作为与思考——以工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引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发生后,中国工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投身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复市工作,为战胜疫情、恢复生产做出了积极努力。文章从工会自身的性质、角色、职能出发,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各级工会组织的应对实践进行研究,以期为完善工会参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制度与机制提供参考。     

专业学会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与一般危机事件相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高度专业性、未知性、群体性、社会性以及应对协同性等特征。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专业学会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应当发挥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凝聚精神等优势,在疾病的预测、健康科普、组织动员、心理干预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特点及其治理启示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逢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必然伴随有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重要内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网络舆情热度、烈度、扩散度、敏感度和破坏度也远超以往。在事件本身及利益相关者、政府、媒体、网民以及网络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病毒式传播、舆论场对冲激烈、次生谣言层出不穷等特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启示我们,必须要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考虑,采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差异化引导策略。     

突发公共事件在虚拟社区中的传播特点研究——以“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事件为例

当今社会网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虚拟社区打破了地域性对人们交流沟通的限制,成为生活中的又一社区形态。BBS网络论坛作为国内最主要的虚拟社区形式,在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事件在天涯社区的传播为例,探讨突发公共事件在虚拟社区中的传播特点。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成功经验为例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共同抗"疫"。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全民参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重视法治的规范调节和强制约束功能。我国始终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让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再一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出路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战场,社区在疫情摸排、防控宣传、人员管控、服务保障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广大居民对良好社区治理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但疫情也让社区治理存在的诸多短板显现了出来,必须以此为契机进行大力度改革和完善,在公共卫生服务、精细化管理能力、法治化程度、多元共治体系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提升,让社区在国家治理环节中发挥其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及理论解释——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案例的混合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是责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事件为例,运用回归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导致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研究发现,责任类型是影响问责强度的核心变量,责任类型、问责职级和政策环境三个变量的组合是影响危机事件问责结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了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发生逻辑。对中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背后的问责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问责实践的理论认识。     

简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角色

我国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本文对此做出初步的探讨和阐释,认为新闻媒体应该是“准确信息的报道者”、“正确舆论的引导者”、“不当言行的监督者”和“公众利益的维护者”。     

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及启示

正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广东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势,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党建统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确立并践行新理念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形式主义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存在还比较严重。在防控疫情这一“准战时”状态下,形式主义问题危害性更大。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形成有体制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这两个层面施治,都属于治本之策,其中思想或理念层面的引领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形成了三大新理念,即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民意导向。与新理念相对立的旧理念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思想根源。新理念不只是理念,还是一套行动指南。只要确立并践行新理念,就能有效抑制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从而起到重要的治本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件在劳动用工关系领域适用的思考

在法律层面上,对于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为不可抗力事件适用于劳动关系的规定基本空白。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不可抗力对劳动用工关系领域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要注重不可抗力在处理劳动关系纠纷程序时产生的法律后果,也要研究在现有劳动法律框架内准确适用不可抗力制度,要考虑劳动法律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基准权益的特点,不能全面适用不可抗力民商法律规定。应在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做到不可抗力民事制度在劳动用工关系领域的有限适用,以实现劳资关系和谐、均衡保护双方利益的目的。     

政府要做好公共价值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思考

公共价值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新发展,是认识和解决棘手情境中的公共管理问题的新路径。在疫情防控等危机管理中,要在公共价值创造的不同维度同时行动,在社会价值建构的基础上发挥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的整合性功能。在疫情防控中,围绕公共价值创造,政府应该及时公布信息,因势利导;拿起科学的武器,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提升管理效率,协同治理;做好前瞻性决策;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加强问责等。     

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反思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暴发以来,患者医疗费用是由个人负担、社会保险负担还是政府财政负担,已经成为社会广泛争议的话题。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重大疫情的抗争史,由于重大疫情发生的频次越来越高,患者的医疗费用总额大、负担较重,重大疫情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风险。患者医疗费用的非制度化不利于公众的国家认同感,需要建立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制度。重大疫情的灾难性特征决定了保险不是化解医疗费用风险的最优手段,社会成员健康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制度应是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实现路径。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制度应由"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筹资体系,平战结合的预案体系,科学合理的基金管理体系"等共同构成。     

“留守村”的困境与治理路径——以S村为例

当前我国"留守村"出现了政治参与主体缺位,村庄内生性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文化式微,村庄公共服务滞后,社会管理混乱等治理难题,破解这些难题,必须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实现城乡资源配置的优化;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村产业经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多元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破除农村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