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附型城乡关系下的村级治理行政化——以上海地区村级治理实践为例

村级治理高度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形态并受特定的城乡关系所形塑。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造了上海地区吸附型城乡关系形态,农村成为服务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功能板块。农村治理表现出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伴随着政府对农村的统筹、规划和改造工作。这些工作向行政村范围内治理事务的转化,造成了村级治理事务的大量创生,构成了地方政府对村级治理进行行政化改造的内在动力。上海地区村级治理行政化不是由村庄自主发展和内生需求推动的,而是地方政府意志主导下的产物,遵循的是理性设计路径,属于外力驱动型村级治理行政化。将村级治理行政化研究纳入城乡关系视野,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我国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理解,而且拓展了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视域。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过密治理与去过密化:基层治理减负的一个解释框架

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正式权力对基层社会直接、主动且密集性的介入,基层逐步从“无为而治”的简约型治理向“应接不暇”的过密化治理转变。治理模式的变革在引致边际治理效能日趋递减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层的形式主义、负担过重等弊端。过密治理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事务过密、规则过密、督查考核过密和责任过密等现象。结合过密化理论,从任务结构、治理路线、考核取向和权责配置四个维度建构过密治理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政治任务泛化、政策刚性、无序督查考核及权责失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基层治理的过密化和负担过重。立足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推动基层减负,应通过强化政治任务话语的使用规制、提升县级政策的转化空间、统筹规范督查考核、建立健全基层权责对等机制等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去过密化。     

基层治理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技术治理的视角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近年来,党和国家推动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和治理资源不断下沉,基层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基层治理涉及的事务种类多、对象复杂且任务繁重,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基层治理绩效提升对治理资源投入的高度依赖、基层治理缺乏必要的韧性和部分社会问题政治化倾向日渐显现等治理困境。诱发上述治理困境生成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长期以来主导基层治理的技术治理模式是重要诱因。推动基层治理回归价值治理本位,给基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赋予必要的权利、塑造稳定的基层社会结构,摆脱对外部治理资源和治理技术的过度依赖、注重内生治理力量的培育和内生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等是消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基本路径。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正规抑或简约:基层组织形态的选择——基于上海、河南、山东三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调研

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是实现治理有效进而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配置。我国东中西部基层组织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以上海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治理资源丰富,内在选择了"正规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治理资源稀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简约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具有现实合理性;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指引下,治理任务空前密集,以山东农村为典型代表的过渡区域创造性地探索出了"耦合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核心特征在于"社区实体化+兼业化村干部",实现了治理任务密集、治理资源相对稀缺、村级治理简约高效的有机均衡,成为继东部道路和中西部道路之外通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第三种选择。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了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牲、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新治理结构下发达地区村级党组织权威研究——基于发达地区G市的调查

改革开放特别是推行村民自治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经历了由"一元管治"到"二元共治"再到"一元领导、多元共治"的转变,如今已形成了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村级治理主体共治的新治理格局。从村级党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的关系、村级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村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三个维度分析发现,在"一元领导、多元共治"新治理结构下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是一个基本事实。应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推进"功能化"治理模式转型;调适党社关系,实现"制度化"决策权力嵌入;密切党群关系,加快"双轨化"服务方式变革,不断提升村级党组织的权威再生产能力。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涵及建构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议题,主要指中国地级行政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且不断迈向科学、系统的过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遵循价值、目标、路径的三维建构逻辑:价值维树立人民至上理念,秉承"人是尺度""人是主体""人是目的"标准,将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深深地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实践中,统摄市域社会治理活动;目标维形成社会力量在法律制度、政策法规及乡规民约等规则约束下充分依靠科学技术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专业化、简约化、缘情化服务的善治秩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简约化、缘情化;路径维坚持能动性、整体性、差异性和协调性原则,调动城乡社会主体热情,统筹城乡社会治理事务,科学认识城乡社会底色,合理配置城乡资源要素。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     

中国村级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国的村级治理经历了长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研究村级治理模式,深入分析村级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以及村级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能够更好的指导当前村级治理。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农村的民主进程在上下互动中不断发展。当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基础发生改变后,由此带来的治理困境也就不复存在。农村治理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作为治理的参与者和利益获得者,发挥出极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走出了一条百花齐放、视野宽阔、前途光明的治理之路。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治理失效与社区善治之间

由于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个别组织任性以及党组织领导不到位、缺乏协调规则所导致的社区治理失效,对基层社区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去行政化”的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治理模型,发挥社区党组织“元治理体”的角色,通过培育社区治理主体的能力,促进各治理主体为社区建设目标的达成实现而进行协商对话,从而使不同治理主体走向“合拢”,将是解决复杂的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善治的首要选择。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