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体化走向协同治理: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政策变迁

在区域治理的政策定位中,一体化治理的目标诉求偏于理想化,在操作中难度很大,而协同治理的目标定位更切合实际,行动路径也更具操作性。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治理定位,就经历了从一体化诉求转向协同治理的政策变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既要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尊重地方行政区划和管辖权的现实格局;既要推进跨界发展规划,也要遵循互利共赢原则,保障各方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责任与收益相对等,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协同合作的实际成效。     

城市协同治理的社会组织：结构、机理与增效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历史使命。社会组织作为城市治理重要主体,其单一的组织结构及个体建构,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多元化社会建构不仅成为建设良序善治城市的逻辑起点,而且网络化城市治理组织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引导、公众参与的系统化有序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治理社会组织的共同愿景、组织效率、组织间信任度、信息共享程度的运行机理及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协同治理的水平。基于这种认识,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主体的专业化调整、治理水平的智能化发展等城市协同治理组织增效的措施。     

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的主体、组织与政策结构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场域,城市治理结构是一种新型治理结构,本文从主体结构、组织结构、政策结构角度对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结构进行研究。在城市治理主体结构方面,大数据丰富城市治理主体的组成元素、促进城市治理主体技术能力的提升、推动形成城市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在城市治理组织结构方面,大数据消解城市治理组织结构的科层制困境、推动城市治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构。在城市治理政策结构方面,大数据助力精准识别城市治理问题、精准制定城市治理方案、精准执行城市治理政策。推动大数据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促进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城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     

关联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协作困境、共治体系与数据驱动

大气污染防治是党和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建立共治体系是解决区域大气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成为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我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现状,大气污染共治体系建设的症结在于治理边界模糊、主体单一、连接不畅,从而缺乏有效的内生驱动力。四川省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实践案例表明,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应为实现从传统型治理体系向数据驱动型治理体系转型。数据驱动型治理体系以数据型专业组织驱动为连接,驱动实施党委领导、政府协调、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共同治理模式,从而有利于实现系统化、数据化、多元化的治理目标。     

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政策选择

公司治理结构是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内在动因,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我国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当务之急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会计政策选择,从而有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研究

京津冀三地覆盖空间污染比较严重,区域空间生态备受关注。实施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生态优先国家战略,实质是党和国家对我国面临的传统农业文明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脱节掣肘而做出的积极回应。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能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当实践载体,能使生态资源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凸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以人为本。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筑守区域生态空间治理的社会基础。优化公共权力顶层设计的系统功能,强化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的政治意蕴。完善利益互惠共享市场机制,形塑生态共融命运共同体。健全多元参与衔接机制,促进生态共享协同共治。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变迁与现实选择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主题。在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这一研究主题的文献大量涌现。甚至许多著名大公司的年度报告,也有专门的章节对它进行介绍和讨论,足见这一理论当前的影响力。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转轨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薄     

机制变迁、多层治理与北极治理的未来

在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事务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态势变迁,这也必然推动北极治理机制不断演进。北极治理机制演进的轨迹与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种力量在不同层面的互动与消长。北极地区事务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从根本上要求对这些事务在多层面进行治理。本文以多层治理理论为视角,对北极治理现状及参与行为体进行考察,认为北极地区事务治理将逐渐走向有序,北极治理机制将更加制度化。北极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协调行动,而多层治理模式代表着北极治理演进的方向,多层治理下的北极治理架构将更具开放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只有基于全人类利益理念的北极多层治理,才能实现北极地区事务的善治。     

关中协同创新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政策取向

关中协同创新不仅是加快关中自身发展,更是实现陕西追赶超越、落实五新战略任务的现实选择。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背景下,关中协同创新发展的战略定位应确立为一带一路的区域经济中心,其基本取向为大关中一体化,核心任务在于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加快推进关中协同创新发展,要从行政体制改革、产业规划、金融创新、产学研一体化、人才的使用和培育等重点领域加强建设。     

建立健全吉泰走廊区域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机制

随着吉泰走廊区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治安问题日益成为维护吉安城市社会治安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立足于吉泰走廊区域社会治安实际,公安机关各部门和各成员,必须形成社会治安协同治理的共识,加强各部门、各警种、各警群之间的联系,共建和共享大情报信息平台,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多种机制共振,整合各种力量,激活各种社会资源,健全科学机制,稳步推进区域治安协同治理工作社会化水平,使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共同发挥作用,在吉泰走廊区域织成一张无形却又严密有力的法网。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架构

公共危机治理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建构和支撑,当公共危机的发生逐渐呈现出区域化的特点之后,这种政策需要在治理的背景下,夯实政策的实践基础,完善利益协调的政策体系,构建风险分配的政策机制,形成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架构。     

大气污染跨域治理府际契约构建及其组织运行

源于大气的"无界化""外溢化"特性、行政科层管理的"属地化"表现以及我国现有的政治传统,吸收其他主体参与的跨域政府合作成为大气污染防治的最佳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复合行政理论下的跨域治理并非指成立专门的行政机构,而是跨域政府主导下的价值正当性合作。跨域合作组织的构建并非来自中央的授权,而是基于平行政府以契约为基础对自身管辖权的部分让渡。合作组织代表的是跨域政府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商合意,原则上可消解国家主义设计和区域主义运行的逻辑冲突。为确保大气污染合作组织的畅通运行,需要设置分工明确的职能部门和设定有序运转的完整机制。通过谈判协商确定各方接受的合作原则是组织运行的前提,协调相关方利益关系是机构运转的核心部分,积极发挥专业人员的智慧及进行有效的执行则是运转的支撑和关键。     

圈层分割、垂直整合与城市大气污染互动治理机制

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已进入复合污染的阶段。从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主体结构演变看,主要经历了圈层分割和垂直整合两种治理模式。圈层分割既存在横向治理主体分割,也存在着纵向治理主体分割,由于治理主体间缺乏互动而导致治理失灵而低效;垂直整合试图协调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条块关系,实现垂直整合下的横向协调,但也存在限度,出现了条上的权力有效监督缺乏和块上的功能协调困难,未能形成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治理主体互动机制。借助互动治理理论,推进城市大气污染治理,关键是建立纵向维度的治理主体层级互动、横向维度的治理主体合作互动和空间维度的治理主体功能互动,形成纵横交错立体化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城市大气污染实现善治。     

战略、安全与国防财政治理

国家财政治理能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能力建设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正面临着复杂变化,要想改变“修昔底德陷阱”等固有观念,需要通过国防财政治理来提升财政在国防建设规划中的职能定位,持续强化财政战略规划统筹经济和国防的能力,及时消除潜在威胁,稳定地缘政治安全。国家战略、安全与国防财政治理天然地具有统一性,国防财政治理的效能越高,国家规划战略应对潜在安全威胁的选择性就越多,就越能巩固国家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精细化治理的分析与思考

社会组织是多元治理主体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民众自发结社而成的构成特点,使其可以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细枝末节处,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精细化目标。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就要建立起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真正的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实行政府职能的深度转变和执政理念的更新,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流程的标准化、执行的细节化和服务的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