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枫桥经验”的可能性:一种社会治理学的地方研究取向

“枫桥经验”是源于中国基层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在治理原则、治理关系和治理主体等方面显示出与西方治理不同的经验特征。为满足涉外治理的现实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必要将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枫桥经验”推广至涉外治理领域。“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和创新与公安理论及公安实践的勃兴息息相关,建立涉外警务调解制度是实现涉外“枫桥经验”较为现实的路径之一,同时也有利于在华外国人管理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究

"枫桥经验"作为党领导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宝贵治理经验,在新时代依旧迸发出无限活力,昭示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方向,对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枫桥经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多元合作治理、社会资本等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多元...     

“枫桥经验”的多维探究

"枫桥经验"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东方经验和智慧。"枫桥经验"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虽然不断变化,但其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精神始终没有变;"枫桥经验"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枫桥经验"具有多重社会价值,是社会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和发展,应立足于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并形成中国方案。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性表现及对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获得了持续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革命”,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基于此分析“枫桥经验”对广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并提出对“枫桥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构造广州基层社会治理三个新的“增长点”:扩充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内涵、激发调动社会要素的活力和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西贯通”。     

“互联网+”时代犯罪防控的理念与方法——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犯罪防控经验。"枫桥经验"顺应了犯罪防控从管控到治理的历史潮流,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源头治理、贯彻复原性正义的犯罪防控特色。互联网+时代基于"枫桥经验"的启示,应当坚持犯罪防控社会化理念,利用互联网优势,构筑从事前到事后完整的犯罪防控体系。加强必要的法律制度建设,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提升民众参与防控的专业水平,确保社会防控的合法、有序、专业,为防控社会化理念的贯彻保驾护航。     

预防性法律制度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之融合路径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化解基层治理矛盾具有现实意义,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和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有效融合,通过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将权利话语融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并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中成熟的制度转化为预防性法律话语三方面路径实现有效融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情法合一：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之道——以D村人民调解实践为例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制度,是“枫桥经验”在基层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形式。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D村人民调解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的乡村矛盾是违背了“情”“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人民调解需要综合考虑乡规民约和法律规则的共同作用,“情法合一”灵活使用多种手段才可以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解过程中仍面临着乡规民约和正式制度的冲突、调解最前端的村干部缺乏主动性、调解决定的执行缺乏政策保障等问题,导致调解工作遇阻。因此,应该继续完善制度供给、赋能基层人员、教育民众遵守法规,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道更成功更广泛应用于乡村人民调解的实践。     

推进我国基层“枫桥经验”法治化的思考

"枫桥经验"法治化就是在"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的各个环节及各个领域,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枫桥经验"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有效举措,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是"四个自信"的生动实践。基层对"枫桥经验"法治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强化基层保障力度,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夯实法治文化土壤,以推进"枫桥经验"法治化。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枫桥经验”推广中地方传统文化治理经验整合路径探析——以H省B村为考察对象

"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然而,学界对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缺少深入研究。通过对"枫桥经验"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的梳理总结,以H省中部B村为考察对象,深刻揭示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和路径。研究发现,非枫桥地区在新乡贤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乡俗民约等方面具有潜在治理优势,但也存在缺乏政策机制保障、法治思维规范和先进价值观引领等困境,需要通过机制保障、法治规范和价值引领等路径,重构乡村传统文化治理资源,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枫桥经验”研究——以宁波的实践为例

"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时所作的重要批示,结合各自实际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其中也存在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参与不充分等问题,制约和影响了社会治理效果。进一步践行"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需要强化对"枫桥经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系列讲话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运用"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几大关系,完善机制,固化成果,深化创新,推进社会治理。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与人权保障——浙江“枫桥经验”的成效与完善

"枫桥经验"是政法工作方面的人权保障经验,是浙江人民的经验,是全国人民的经验,也是全人类的经验。"枫桥经验"在推广过程中,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又创造了新的经验,为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权保障等积累了新经验。这是"枫桥经验"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治理方案走向治理范式

从经验到理性、从做法到方法,从“一地”到“全局”,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健全理性知识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实践适用体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范式。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深植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坚持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同治理、柔性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呈现出“平安大家建、矛盾柔性化、风险源头治”的范式优势。全国“枫桥式工作法”作为治理范式的实践载体,生动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色理念和范式优势。总体上,治理范式论具有理论统摄功能,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超越现象走向本质,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坐标与时代贡献

在60年的社会变迁中,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领导与依靠人民相结合,在正确的方向上凝聚强大的治理力量;坚持传统优秀治理资源与现代新型治理方式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应对时代新问题;坚持发展地域特色与复制推广应用相结合,在互动交流中相互借鉴、共促发展。在宏大的历史坐标中,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中国地方性治理乃至发展中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国家—社会—人民”有机统一的新结构、一种“三治融合”协商民主的新经验和一条“科技赋能”共治共享的新路径。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智慧、新模式和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