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合约治理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合约治理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合约关系,合约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自愿、平等达成的协定。但是在不对称信息和有限理性条件下,交易双方存在着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合约治理因此至关重要。基于合约治理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必须在厘清什么是合约和合约治理的基础上,阐明合约治理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和合约治理可能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优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后半段,这两个特征对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满足公民服务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因其合作治理、共同生产的制度优势成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模式选择。新时代对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绩效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化水平滞后于现代化进程,需要从语言范式、行动模式、改革策略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制度范本。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综合联动机制个案解读——基于合作治理的视角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行业协会的迅速发展,社会治理的理念也在不断转变,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三元共治"的治理理念。基于此,上海浦兴街道在物业应急托管方面探索出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综合联动机制,该机制有效解决了浦兴街道的物业抛盘难题,为深化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认识提供了契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部署,并将其摆在突出位置。作为一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制度安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使得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能力等发生重大转变,并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完善。文章将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管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变迁,即引入多元主体,实现单一向多元治理转变;依托项目合同,实现权威向契约治理转变;强调互动协作,实现静态向动态治理转变;坚持效益导向,实现粗放向绩效治理转变,以期为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创新明确方向进路。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偏离现象及其内在逻辑研究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名义下,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反而陷入偏离情境之中。从社会组织身份属性的角度对政府购买偏离现象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可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关系形态划分为依附性与伙伴式合作两种类型。在依附性合作关系的制约下,政府在选择承接公共服务购买项目的提供者时,往往以选择性缔约为制约条件,采取非竞争性而不是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方式,甚至很多社会组织就是为了承接服务而专门成立的。伙伴式合作关系下政府在选择公共服务购买的提供者时,采取的是公开招标方式,社会组织自愿投标参与,政府公开选择。然而,伙伴合作关系存在被依附型关系稀释的风险,目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并未构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协作式伙伴关系,而是在嵌入了原有的关系规则下形成了非对称的依赖关系。政府并不是放松而是加强了对社会组织的管制,社会组织的力量仍然很弱小,"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依然主导着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边关系。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经过历时性的经验总结与共时性的优劣对比而提出的现代化纲领,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内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双重陷阱"的外部威胁与国家建构的内生动力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党内精英与公共理性的推动是实现国家管理到治理理念转型的核心动力;新型政治文明观念与先进治理理念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标杆。     

村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行面临着许多挑战，突出的问题是村民参与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提出决定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两大基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论证了这两大基础条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通过理论演绎推导以及实证案例检验，最终得出结论：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建立在两大社会基础条件之上，即村庄内部的村民社会关联度，以及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     

新时代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优化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后半段,这两个特征对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满足公民服务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因其合作治理、共同生产的制度优势成为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模式选择。新时代对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绩效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化水平滞后于现代化进程,需要从语言范式、行动模式、改革策略等方面进行制度优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制度范本。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研究

随着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领域逐渐扩大,供给主体多元化。我们要将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置于治理理论的视角下,明确不同主体职责,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提出了社区达成有效治理的两大基本假设,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论证了这两大假设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作用.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社区的有效治理建立在导向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和社区内部的利益关联上.良好的制度设计不仅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治理的关键变量,也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制度创新路径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采购的一种创,新方式．实质上是“把竞争和其他私人部门制度安排引入公共服务部门”。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服务起步时间较晚．但发展迅速．在改革前沿地带购买服务已成为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一L海、北京、深圳等地较早开始探索运用公共服务外包转移政策．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三农"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重点问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与日益增长的的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传统单一供给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新常态下,要以协同治理为视角重新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并通过深化县乡行政体制改革、畅通农民需求的表达渠道、推进市场有序介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改进绩效评价等路径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探讨——基于合肥市购买社区服务的实证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被确定为我国的政府改革思路之一。各地政府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购买服务成效,也遇到了购买瓶颈问题。本文以合肥市购买社区服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分析政府购买服务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政策建议。     

兵团新建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有利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目前兵团城市成立晚、人口较少;社会组织规模小、发育不良;购买公共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极不健全等问题。要把兵团新建城市政府建成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必须从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先易后难,优先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利用"对口援疆"契机引进内地优秀社会组织;强化购买服务全过程监督管理,提高购买服务绩效等方面积极推行新建市公共服务新建设。     

大力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变革之道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总体格局,为我们推进公共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实践这一变革的重要途径,它对于推进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水平,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促进公民社会形成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在推进这一工作中,首先应该注意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使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其次应该紧密结合现实需要,一方面大力开发公益性项目以解决就业难题,另一方面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以完善社会治理结构.     

对导师崇拜现象的制度主义分析

一、导师崇拜现象概述在国内的报纸媒体上时常可以见到为学术界或文艺界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举行庆祝活动的消息,与此相对地外国学者则鲜有此类报道,往往只是在学术刊物上可以看到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之类的消息。我们国家比较讲究资历,中国的学者是年纪越大越有权威,而外国的学者如果长期以来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来提醒大家,往往就容易被人遗忘了。     

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电子化公共服务探析

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电子化公共服务子系统的基本要素——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构建了电子化公共服务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并提出实现路径,旨在为我国电子化公共服务寻求新的治理模式,最大化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我国城管执法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基于制度实施手段和实施效果的维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管执法制度的变迁轨迹可概分为分散执法、联合执法、综合执法精准化三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可以看出城管执法制度实践是与城市中心的确立、城市功能的拓展相伴相生的;制度执法主体和执法内容的变动呈现了该项制度变迁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而制度条文和实际执行的模糊交织又弱化了制度的治理效应,使得城管执法制度并未真正成为能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有效规则,这是制度变迁的意外后果。打破城管部门边缘地位,建立权责一致的法治型城管;突破高危时空关键节点,打造高科技信息技术武装的智慧型城管;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塑造现代化服务型城管是当下我国城管执法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公正性分析——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公务员录用制度可分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其正式规则主要是指明文规章制度,包括录用的报考阶段与测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设计科学合理,基本实现了录用的起点公正以及设计上的程序公正;录用的非正式规则主要是指我国长期积淀下来的、对官员考选的一些共识、判断、价值等影响公务员录用的因素,包括德才兼备、官本位、官方意识形态考查等,这些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影响了公务员录用的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只有解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问题,实现两者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公务员录用最初的公正性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