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本科教材内容体系构建之我见

本文指出针对犯罪学教材体系千差万别的现状,应在把握我国目前犯罪学教材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比较各类犯罪学教材,从体系框架、体系内容及体系编排方面构建统一的犯罪学本科教材内容体系。     

完善我国犯罪体系论的一种尝试——读张明楷教授的《刑法学(第三版)》有感

犯罪体系论无疑是刑法学的基石。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尝试过程中,张明楷教授的犯罪体系论在悄然间经历着渐进的变革:在《刑法学(第二版)》将犯罪客体排除出构成要件之后,《刑法学(第三版)》又在实质层面将犯罪主体要件进行了分解,进而,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关系问题便得以妥当处理。     

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兼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

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法律体系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证立,这是对于法律体系的道德要求,也是法治的目标之一。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具有程度差异,它包含连贯性、体系融贯性与理念融贯性三个层次的要求。融贯的法律体系主要是裁判者的诠释活动带来的,它是借助于一定的诠释方法建构出的产物。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融贯化面临特殊的难题,只有从制度体系、背景体系与方法体系三个方面努力,才能建构出满足三个层面融贯性要求的法律体系。     

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论纲

作为一门深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纪检监察学当务之急是构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由理论学科、解释学科、实务学科和历史学科四类学科组成,各类学科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和理论话语。纪检监察学学术体系可以划分为表层的知识体系和深层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复合构造。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至为鲜明,它主要由政治类话语、学术类话语和政策类话语三种话语构成,不同话语之间具有一定的互释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谓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的内核,本土性与融贯性乃是其根本特质。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建设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体制机制创新。     

浅论罗马法体系的演变

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豍，对罗马法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能够促进我们对罗马法的了解与掌握，从而把握其对人类法律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笔者首先从罗马法体系的界定出发，认为罗马法体系的完成经历了起源、发展和最终完成三个阶段。     

体系语用的法思考

体系语用目前在法学界非常盛行,法学体系、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法治话语体系等修饰组词蔚然成风.这既源自动态法治思考体系的特点,也与西方法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法治理论、法律实践的需求有关系.对法律、法治和法学的体系修饰,目的是为法律、法治实现寻找正确的思维方法,整饬辩证、整体与实质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体系语用是对逻辑思维规则的重视,更是对轻视逻辑的思维倾向的矫正.这意味着,冠以体系之名的修辞需要转变成支配思维的话语方式.建立在体系思维基础上的体系解释,并不排斥文义解释优先规则,并且体系思维亦与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具有兼容性.在传统思维方式之中融进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能够减少错误思维,增进恰当思维,改变传统的、被庸俗化的对立统一思维,构造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意识形态或思维方式.     

我国语言文字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行语言文字法的体系构成尚不健全。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结构、法益平衡、法律内容以及语言文字权利保障等诸多方面。对此,应健全语言文字法律体系,重新权衡当前语言文字的权利义务配置;改良语言文字法律规范的内容,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体现语言文字法律体系特有的内在要求;强化语言文字权利保障并落实公民的语言文字宪法权利。     

再论司法鉴定标准体系的建设

司法鉴定标准体系是司法鉴定标准化活动的顶层设计,对于加强标准化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发挥标准的规范和引领作用,统筹推进司法鉴定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司法鉴定标准体系的建设需要处理好深耕和融合、创新和普及、现实和前瞻、鉴定实践和认证认可的关系,以《标准化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为基础,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司法公正。司法鉴定标准体系的研究为行业后续标准的制定规划了方向。     

建构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习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作用,明确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这里的法治轨道就是法治体系。本文通过阐述"治理"一词,描绘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进而得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保障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科学结论,并以此为契机,提出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     

日本的犯罪体系论

“犯罪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共犯论是体系论的试金石”,“犯罪体系”是随着有关共犯论的现实需要而变迁的,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不变的“犯罪体系”。提倡“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努力探索使各个事案的结论达致妥当的犯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