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群众对村级换届存在“五忧”、“五盼”

今年是村“两委”换届年。目前换届在即，选民对村“两委”选举工作有何担忧、对新的当家人有啥期盼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近期调查走访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实地了解到他们对本次村“两委”换届工作存在的“五忧”、“五盼”：     

两位僧人的“思想工作”

纪晓岚在《阅徽草堂笔记》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书生,和他的书童非常相好,好到什么程度?“相爱如夫妇”。据这说法,同性恋无疑。有人说同性恋是外国货,非也。其实,我们中国“古已有之”,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证。有一天,书童得病将死,对书生依依难舍,“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掰之乃开”。这感情,非常人所能至也。自此以后,书生得了相思病,“梦     

“喜”“忧”干部面面观

决策者能否正确把握一件事情的发展动态并作出相应调整改进,关键在于具体办事的干部是不是作风务实,是否“喜”、“忧”兼报。换言之,喜忧之间呈报的比重往往准确折射出干部的价值观与政绩观。     

参政党的“为”与“位”

参政党的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新世纪新阶段,参政党履行职能,必须把握以下几点,即有为才有位;有位要有为;作位不越位。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工会工作的“为”与“位”

工会是职工群众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而自愿结合起来的社会利益集团,是社会经济矛盾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为”就是为保障职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而进行工作;工会工作的“位”就是工会作为利益主体来确定位置。这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目的和定位是不同的。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底层复制”之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转型背景下,一个底层群体二代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悄然形成。本文简要分析了底层复制的原因,重点指出了这种社会现象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即销蚀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造成社会的断裂、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和不平等的代际累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最后提出了思考和应对之策。     

集中换届群众有“七盼”

一盼工作连贯。“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每次换届,基层干部群众最怕一套班子来二套思路,一个书记来一个新花样。基层建议,还是应该一届接着一届干,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保持发展的好势头,不要打着“创新”的招牌“瞎折腾”。     

“计生代表”匡文娅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红旗坪村计划生育办主任匡文娅2006年以高票当选为县人大代表，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计生代表”。     

身影——建始组织“两代表一委员”开展“三下乡”活动

全州学习实践活动乡镇党委书记现场培训会在官店召开之际．州委副书记谭先振（中），州委常委、组织部长刘艳红（左一）在县委书记王金维、县长庞红艳的陪同下了解红沙溪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毛     

江泽民的忧党意识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国际、国内形势和党自身状况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面对这些危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和压力 ,江泽民产生了强烈的忧党意识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管理、执政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担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他忧党意识升华的结晶 ,又是为我们党排忧解患的重要措施     

“两大前提”与“初级阶段”

党的十三大认为: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无比宝贵、十分难得的结论,是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晶。     

农民对司法作为有“六盼”

去冬今春,南漳县司法局以“法律服务到一线、司法行政促发展”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全面整合优势法律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回应和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服务问题。     

创办“代表之家”发挥闭会期间代表的作用

在4月2日举行的我省纪念《代表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有6个单位和个人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他们履行代表法规定的职责,支持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用的经验体会,本刊现予摘发。何志清代表的事迹本刊今年第2期已作了介绍,此处从略。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与张宇、张晨两位先生商榷

无论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或掩盖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端。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失败教训不是源于私有化本身，而是源于其他。即使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往往多以行政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和行政垄断的天然倾向，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主体。国企改革在市场竞争领域依然是“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方向。公有制和私有制本是经济学中性概念，也不是对立命题，均为经济发展的选项。但如果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加以政治意识形态化，并简单地与社会制度挂钩，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是背后的传统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