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论析

党纲是美国两党各自政策立场与倾向的集中反映,并能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值得重视和研究。通过梳理和分析历史上美国两党党纲中所反映的对华政策后发现:随着中国自身实力不断提高及中美两国联系的不断加强,美国两党党纲涉及对华政策的频率在不断提高;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多数情况下与执政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倾向总体一致;美国两党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也大多具有共识;美国两党党纲中的对华政策内容从根本上来讲服务于美国两党进行选举的国内政治需要。当前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倾向已出现重大转折,但民主党与其或有不同。关于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到底有无共识,以及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2020年美国两党将要发布的最新党纲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菲中关系的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战后菲中关系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60年代中期之前为冷淡和僵持阶段;马科斯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并有所发展;1986年以后,菲律宾注重对华经济外交,但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分歧。在第一个时期,菲律宾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泰国当时的外交路线相似,即受制于冷战的形势和亲美反共的总战略。在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把对美关系作为菲律宾对外政策支柱的同时,菲律宾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朝鲜战争、东南亚条约组织等问题上积极支持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在处理双边事务方面,菲律宾政府严格限制中国大陆的移民…     

中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遇?

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层面,美国民粹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政策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政治结构层面,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中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在政治过程层面,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和冒险性。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愈来愈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要善于利用利益、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     

地缘政治变动下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趋向论析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重返中东欧之后,美西方与俄罗斯利益博弈态势加剧,导致中东欧地缘政治加速动荡。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给处在中美博弈新中间地带以及美西方和俄罗斯博弈前沿阵线的中东欧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缘安全挑战,改变了中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对外战略的优先次序,经济利益全面让位于安全利益成为这些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优先事项。这一变化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产生了难以逆转的冲击,本文根据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趋向的特征,将其分为五大类：对华强硬派、合作与批评并举派、战略模糊派、对华务实派和对华友好派。总之,后乌克兰危机时期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除了充分研判大国博弈因素之外,应遵循差异化和精准化的合作对策,应根据当前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定位的不同类型而因国施策,统筹经贸、环保、人文等多个维度,协调中央和地方多层级合作。     

对21世纪初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的战略思考

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也是对中国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最大国家.在亚太地区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全月形战略包围圈"是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无论美国全球战略怎样调整,对华交往方式怎样变化,只要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不变,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基本战略也不会改变.     

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

本文主要分析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中国观及其形成原因 ,并探讨了其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调查数据表明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而对中国的情感性态度和信任程度却很低 ,将发展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文章认为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通过形成“舆论环境”作用于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在不同的决策背景、问题领域和政策进程中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决策者 ,特别是总统本人对公众舆论的态度。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结构与单元--美国对华决策的系统分析

本文以系统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对华决策系统的结构和单元,文章指出美国对华决策系统是一种T字形结构,其单元包括总统、国会、思想库和利益集团,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单元之间的互动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起伏.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时期泰国对华制衡的动因与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为深入理解冷战时期泰国对华政策的因果复杂性,本文基于威胁制衡的解释框架,构建泰国领导人威胁认知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重点考察冷战时期泰国对华制衡形成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冷战时期泰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是威胁认知驱动下泰国对华制衡由强转弱的过程。中泰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与对华贸易依存度低是冷战时期泰国对华制衡的必要条件。在泰美紧密的安全合作与泰国国内威权政体的驱动下,泰国对华制衡形成以美泰联盟为主的强制衡;在中美冲突程度降低的情况下,泰国对华制衡则形成以区域合作为主的弱制衡。本研究为冷战时期泰国对华政策的因果解释提供了新框架,对进一步深化中泰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冷战后,由于国际体系结构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分别出现单极化与两极化的发展趋势,地缘政治逻辑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国内政治逻辑的影响则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经济取代安全成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议题。自奥巴马政府执政起,随着中美两国步入战略竞争时代,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并成为未来中长期中美战略互动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却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上述主题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

"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制外交到威慑的转向,奥巴马执政初期和中期通过强制外交政策逼迫中国"澄清"南海主张及其法理依据,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政策逐步由注重强制外交转向更具被动防御性的威慑,以慑止中国主导南海的进一步行动为主要目标。美国的政策转向受到中美南海战略动机不对称因素的深刻影响,也与美国实施强制外交的策略性失误密切相关。基于强制外交转向威慑政策的路径分析可以大体判断,延续在南海对华威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通过对其政策目标的重设和威慑强度的调整,美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中长期政策走势奠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