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检察实践及优化

检察机关以专项活动为引领全方位推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工作，在破解诉讼“程序空转”、深化诉源治理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实践中也发现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存在立法依据不足、公开听证使用率低、化解方式单一等问题。以A省检察机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实践为分析样本，提出完善顶层设计、准确把握监督和化解方式、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增强化解合力、强化队伍建设等优化措施。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难点及对策

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案结事了政和的功能定位。但在化解行政争议的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面临着化解方式类型错配、化解结果效力弱化、化解职能定位模糊等困难。通过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的分类标准、化解结果效力、化解程序等因素进行剖析，衍化出对应症结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构设分类机制、调动多元主体、加强法治供给等对策。     

检察机关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多元化路径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困难,人民群众的有些矛盾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察工作,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可以依托检察机关既监督法院公正司法、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手托两家"优势。重视控告申诉等窗口部门的前台作用,收集行政争议案件线索,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多方面了解争议方诉求,重视和发挥好调解这一"东方经验"的作用,采取协调化解等手段,寻求双方、多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践行为人民司法和行政检察"穿透式监督"理念,切实减轻当事人讼累,实现诉讼经济,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之立法构想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以来，取得明显成效。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面临法治化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实施和纠纷解决的混合型模式下的合法性需求、法律解释学下的合法性论证以及行政检察实践下的合法性验证这三个层面，可以推导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已具备较为充分的立法基础。有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立法方式可采用集中式立法和单项式调整的融合方式，具体思路为：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联合有关部门会签规范性文件，引导和促进地方立法，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主动融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立法。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地方实践

山东省临沂市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活动中，坚持依法能动履职，积极探索规范争议化解程序、领导包案、类案治理、多方联动、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措施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提升了矛盾争议化解效果，实现诉源治理。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检察听证运用不均衡、类案指导作用和检察一体化机制发挥不充分、案件风险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和不足，检察机关应从深化检察听证制度、推动类案系统治理、完善一体化办案机制、健全协作联动机制、构建办案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等方面发力，切实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质效。     

检察机关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研究

因职能定位不明、具体规范不完善等原因,检察机关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无法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应当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争议化解中的职能定位,明确争议化解中的受案范围、办理流程等,更好地体现检察机关服务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作用。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     

超过起诉期限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探究

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确有违法，但因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起诉期限，无法获得司法实质审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有错必纠的原则与实质正义的追求，此类案件中行政机关具有自我纠错义务、审判机关保持适度被动性、检察机关能动促进争议化解，三者协同，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有限度的有错必纠等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超过起诉期限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制度。     

行政检察参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

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职能的履行与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紧密相关。对行政协议纠纷中行政机关不当行使行政优益权、履职过程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社会治理漏洞等影响区域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的问题，行政检察应发挥“一手托两家”作用，充分履职。通过加强行政诉讼和行政执法监督、推动化解行政争议和诉源治理等方式，助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多元化解行政争议的困境与出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了“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新目标。最高人民法院《2020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工作要点》提出,要“推进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平台建设,推动建立党委统筹、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解行政争议新格局”。对于行政审判工作来说,应当认识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     

以诉源治理做实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

诉源治理将检察职能向源头和前端延伸，向引导和疏导端发力，是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的重要着力点。行政检察参与诉源治理能够弥补行政争议前端化解不足及终端解决的滞后性，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做实行政检察工作的更高要求。当前，行政检察部门应找准抓手，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促进机制，全面推动争议的源头预防、源头化解和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实现行政检察在诉源治理层面的推动作用。     

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

民营企业行政合规仍处于空白状态,探索民营企业行政合规内容于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福祉皆大有裨益。检察机关有必要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行政检察中的“两法衔接”、争议化解、非诉执行、行政公益诉讼、社会治理等手段,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社会治理监督畅通行政检察参与民营企业行政合规的路径。     

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

近十五年来,府院互动活动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开展,更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传统认知,促进了行政审判制度化解纠纷、支持与监督行政等功能的发挥,同时也存在运行规范性欠缺的问题。以审判为中心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观念引领下的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纠纷解决的司法目标。合法性底线论和行政过程论观念引领下的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政策实施的司法目标。新时代行政诉讼府院互动的继续生长,既反映着人民法院对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回应和优化司法环境的努力,也源于行政任务导向下司法功能适度拓展的需要。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积极功能的发挥,尚需从完善法解释适用、加强过程公开化和保障救济实效上完成法治建构,把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革新的价值立场与核心问题

让行政复议充分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是当前行政复议法修改的目标导向,亦是实现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主渠道的功能定位要求"行政司法"理念的回归,行政复议在传统的依法行政监督功能基础上要实现社会治理功能的扩容,并要解决好国家复议体制改革的整体布局与地方改革创新的协调与平衡.行政复议申...     

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价值、类型及标准化构建

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织密法治监督之网的法治责任和优化行政检察格局的检察责任，应围绕行政执法违法展开，不宜介入解决纠纷违法和制定规范违法。检察机关应先行建设监督机制、多元运用监督方式、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有效规范监督工作的开展。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市B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情况为例

面对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行政非诉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亟需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受制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监督方式缺乏刚性、程序制约等原因,检察机关开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工作中存在案源匮乏、监督成效不佳、工作不规范等问题,需要从完善立法、更新理念、加强监督力量、扩大宣传等方面以补齐行政检察短板,促进"四大检察"全面发展。     

优化行政司法的内在逻辑及法治化展开

新时期的行政司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在不断深化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进程中完善发展起来的纠纷解决机制。行政司法的界定以“行政性”“三方性”和“裁决性”为识别要素,具有复合多元的目标功能。行政司法具有化解争议的独特优势,强化行政司法有着深刻的实践和理论逻辑。强化行政司法,能够满足攻坚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需要、回应“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现实呼唤、强化“诉源治理”、实现“实质性化解争议”、传承“耻讼”“和合”文化传统、改变“法治思维弱”的社会现状。强化行政司法,有助于推动行政行为理论的精细化发展、法治政府对“善治”的追求、对“整体政府”的回应。行政司法法治化路径选择首先要解决行政司法统一立法问题,具体涉及单体制度的分别统一立法以及行政法典编撰中的行政司法“单元”,后者应涉及总则编的“行政司法”以及分则编中的“行政司法”板块。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党政合设、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变革与完善

在地方治理中探索党政合设、合署的行政法治变革,既是新时代行政法的重要命题,也反映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定位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共同要求。此次党政合署改革,应当坚持"依宪改革""中央统一领导""地方自主、积极"的法治理念,总结我国党政合署的有益经验,从权责统一、行政法与党规相协调、行政行为规范以及监督体系等四个方面,确立我国党政协作行政法治模式的基本框架。     

行政复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机制问题

“潜在之诉”主要指尚在行政复议阶段的行政争议，如果得不到化解，就可能发展为行政诉讼。基层检察院通过矛盾多元调解协作机制，提前介入诉前行政复议阶段，运用调查核实手段，查清相关事实，发挥司法审查作用，定分止争，促成和解，同时确保和解的自愿性与合法性。虽然针对化解“潜在之诉”，实践中已经进行了大量探索，但是理论层面特别是行政复议本身的机制运行特点上，仍需要加强探究，才能为检察机关开展“潜在之诉”的争议化解提供更充足的依据。通过分析行政复议制度本身的机制运行特点，思考在复议阶段开展争议化解工作时，需要注意的共性问题和难点，以期为检察机关开展此项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