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政:从管理到治理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新表述,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目标之下,社会改革领域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可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执政理念上呈现从"管理"到"治理"的重要转型。回顾党的十八大     

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智慧社会是未来社会形态的新蓝图。智慧社会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其生态链可以概括为"六智",其基本形态是社会组织智能化和社会运行的智能化。智慧社会是高度被感知的社会,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高度透明的社会以及高度智能化的社会。智慧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智慧政府在构建对公权力约束的制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探究

从十八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治理,这样快的转换令不少人疑惑。比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各自的实践,有助于说明变革的原因。社会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显示出了它的合理性。我国深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就必须松开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变革为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契合我党的群众路线理念。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体制涅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缘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基于此理论视角,中国学者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思路,预设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主张重塑"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互构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家在行动、市场在行动、社会在行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合作共治、互构互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呼应,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与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经历了从"身份依赖"向"契约依赖"的转变;从"机械合作"向"有机合作"的转变;从"行政化"体系向"社会化"体系的转变。这些变革的路径特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方向,对政策选择也有所启示。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建设应由主要依赖政府驱动向主要依靠利益驱动和价值驱动转变;社会治理体系应由封闭向开放的组织关系转变;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应由主要依赖强制性规则向主要依赖任意性规则转变。     

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基层治理中的群团组织:组织社会的嵌入型桥接北大核心

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是群团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基层治理是检验和落实群团改革的基本场域。群团组织在近八年的改革中显化了其基层治理主体的存在,以社会服务和社区融入激活基层既有公共空间,以资源下沉和要素嵌入织密与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联系,以扁平化和共享化互联网思维撑开基层治理思想引领节点,增强了基层治理的韧性和开放性协同。虽然群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呈现出观念上“机关化”倾向、行为上缺少全系统战略规划、能力上缺少专业化和常态化群众工作素养等路径依赖的改革惰性,但既有实践展示了群团组织以嵌入型桥接来组织社会的理论价值,即群团在把自身牢固嵌入社会的过程中创新社会资本增强机制,探索实现其双重属性的动态均衡区间,正变革为有效组织社会的能动性能促性活力组织,由此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韧性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活性。     

从"管控"到"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形态不断演变,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强调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呈现不同的工作特征,逐步实现了由从"管控"到"治理",由"包办社会"到"治理社会"的转变。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沿着: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北大核心

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主要通过组织人力、理念认同等内源动力因素与制度支持、资源注入等外部助推因素将党组织引领优势转化为社会组织治理效能。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行效能评价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检验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其治理效能不可或缺的环节,因而建构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建构这套评价体系应以促进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基本思路,坚持统筹性与典型性相统一、可行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科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将评价指标细分为社会组织运行的科学性指标、社会组织的党建嵌入指标、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指标以及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治理效能指标等四重维度,建构起党建引领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通过建构这套评价体系,以期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与治理效能进行量化评价,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规范化发展。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转换探究——群众路线与社会治道变革

从十八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社会治理,这种瞬间的转换令不少人疑惑。比较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及各自实践,有助于说明变革的原因。社会治理强调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良性互动,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实践显示出了其合理性。我国深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就必须松开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变革为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这也契合我党的群众路线理念。     

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北大核心CSSCI

流动性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社会流动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和实施数字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治理的优势在于:数字技术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抽象化表达、连续性追踪、减速化处理以及合作行动网络重塑,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的简单化治理。但数字治理也存在风险:一是技术局限性导致对社会问题的狭隘化处理,包括对社会问题的不当简化、治理方式的固化;二是理想化的预测与规划导致生活受到技术的控制,如科学预测带来僵化的管理思维、技术在规划生活时也在支配生活;三是对技术理性的强调挤占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空间,导致治理责任与主体性的部分丧失。因此,需要基于流动性情境来完善数字治理:通过数字技术的流动性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赋予数字符号以动态的、具体的意义;在多元主体行动中进行数字系统的合作生产;从人本主义出发对数字治理进行评判和考量;在流动性的数字流程中完成治理责任分配。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列宁关于社会治理的核心见解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俄国需要实现从"夺取政权"到"组织任务"和"管理任务"的战略功能转变,社会建设和治理也就成为了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首要的组织任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要在无产阶级政党"总的领导"下,适当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有益成分,发挥制度优势;尊重专业治理,遵循用旧与育新相结合的人才原则;通过所有劳动者的普遍参与和多元主体共治,降低治理成本和提高治理效能。列宁关于社会治理的宝贵见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对我国提高治理效能、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困境及改善路径

近几年,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程度日益加深、方式更加灵活,但社会治理的效果却不容乐观,仍存在诸多困境,要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形象塑造、民生保障等方面予以改善,才能为政府社会功能的认可和治理环境的完善提供客观依据,提升我国政府社会治理的水平,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北大核心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实践导向:可靠性、问责制与社会协同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治理缺口。为了寻求敏捷治理,全球范围内陆续出台了一批具有"软法"性质的治理原则。通过对88份原则文本的整合与分析,聚焦其中的实践准则,研究发现在激增的文本和多元化的主张下,存在着一个公共的问题域:人工智能系统应该满足怎样的技术特性?应该如何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展治理实践?尽管围绕这些问题不同原则的主张之间仍然存在张力,但不可否认,当下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具备共识基础的行动框架。基于文本分析,众多原则条目可以归纳为三项实践准则:可靠性原则、问责制原则和社会协同原则,它们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其中,可靠性原则和问责制原则设定了构建符合期望的技术系统、应对技术的社会后果这两组相互补充的治理目标,而社会协同原则探讨了怎样的社会行动结构能够支持和保障这些目标的实现,三者构成了人工智能治理的行动框架。     

从硬实力崛起到软实力统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北大核心CSSCI

走从硬实力崛起到软实力统摄的经济发展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可以从已有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演进中得到合理解释,这也得到了新中国成立60余年经济发展不同历程和国际比较的实证检验。     

合作社会中的合作治理: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张康之教授在《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中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合作治理模式,并通过合作治理去建构合作的社会。合作的治理模式与合作的社会并非自然演进形成,而是人的自觉建构的产物。以建构为主线,从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逻辑与核心变量两个维度对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治理思想作出梳理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