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政策过程的后实证主义理论解释

"话语"是政策过程中的普遍性因素,公共政策是话语建构下的产物。在政策过程的话语建构解释模型中,特定时期内的政策选择与变迁,并非决策者对"客观"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而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论证策略对社会"问题"自身、相关群体的"身份"以及政策方案之"合理性"依据进行特定建构从而服务于自身意图的体现。政策过程在根本上体现为一个围绕特定议题的意义赋予、话语宣称与竞争的过程,最终的政策产出反映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政策话语的内容。影响政策话语竞争的因素除了话语自身的合理性之外,还包括宏观情境因素、话语行动者的资源、权力地位与策略使用,以及政策经验反馈的影响。缘于对话语因素的关注,政策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修辞过程。     

多源流框架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中的政策变迁及其清晰化治理

治理性政策的本质发端于决策,多源流框架则擅长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变迁。突发公共危机得到了政策共同体的广泛关注,危机治理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遵循多源流框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谨慎到积极乐观再到全面统筹的政策变迁过程。多源流框架为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实现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如何穿过决策系统实现高质量政策变迁？后疫情时代需要依据决策机制、决策信息、决策逻辑等关键要素,构筑中国语境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治理路径,以在国家制度情境与地方创造性的复杂张力中追求善政善治的平衡。     

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社会组织支持分析

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获得社会组织的支持是政策本身的价值旨归,也是实现其危机管理目标的现实诉求。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政府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增进公共政策利益价值的公正性,优化了危机政策管理的体系结构。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制定合理的政策是其获得支持的前提,充分发挥营利性组织的资金支持和非营利性组织的服务支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合力。     

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与扩散——基于SKAD的5T话语分析

话语表达是知识建构与扩散的主要形式,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与扩散作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通过话语分析回顾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和扩散过程,可以呈现出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渊源与实践特性。利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SKAD)将2002年至2019年间标题中含有"服务型政府"的CSSCI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实现"话题—难题—论题—命题—专题"话语(简称为5T)的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围绕"服务"的两条线索,在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互动中实现了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在此基础之上,运用MAXQDA工具建构关于服务型政府元研究的分析框架,使用5T话语分析解释服务型政府知识从建构到扩散的过程,形成中国特色服务型政府话语的阐释性方案,以期明确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知识边界。通过证成服务型政府话语的自在性,为服务型政府的知识更新提供论证。     

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进路的转换——以农民政治行为为视角

"抗争性政治"理论是目前研究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进路之一,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在"中国大历史"视角下,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对某些体制障碍的突破,并创造出新的体制模式,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政治实践。这是"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创造性政治"以基层社会为立场,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的互构型政治,其注重历史推动的"合力",更强调对制度障碍的"突破",强调社会群体性事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创造性政治"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解释我国农民创造性政治行为并超越"抗争性政治"这一经典研究进路,是一种更贴近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实际的分析框架。     

政策变迁动力的理论分析

对政策变迁动力的分析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可以对理论的建构有所贡献。借鉴倡导联盟理论、多源流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等主流的政策变迁理论，在明确影响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之后，通过对政策变迁动力因素的分类以及探讨它们对政策变迁的作用机制，可以构建出一个较具综合性的政策变迁动力分析框架，有助于人们对具体政策领域内政策变迁原因的理解与认识。     

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竞争式治理与危机管理的危机——杰索普国家理论的新进展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危机管理与治理失败的全球性检讨与反思。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杰出代表杰索普将"文化"(包括思想、知识、理论与科技等)要素引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之中,发展并提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及其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的双重塑造过程,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危机与失败。要摆脱当前的危机和治理失败,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寻求一种与基于思想、知识和信息的"新经济"相适应的"竞争式治理",即将治理建立在知识竞争和学习演化机制之上。但是,"危机管理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倾向,当前的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匮乏与失败。因此,即便"竞争式治理"也会出现治理失败,从而也无法根本避免未来的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凯恩斯危机理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作为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危机理论,均对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和治理做了阐述。本文在分别对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梳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比较研究,提出两个危机理论在系统性以及对投资和证券市场的态度上有相似之处,但在研究方法、阶级立场上、研究的层次以及对危机的原因和治理方式上却存在着迥然的不同。通过分析明确两个危机理论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基于期刊论文(2005～2018)的文献计量评估

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应用政策领域日益多元,研究质量明显提升,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适用性论证不足、模型的应用泛化和简化、缺乏与其他主流公共政策理论对话及概念要素间因果机制缺乏逻辑性等问题。未来研究应注重论证多源流框架适用性,探索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提升概念界定的清晰度与模型应用的灵活性,体现该框架的理论张力;加强多源流理论与其他公共政策理论之间的对话,增加理论的解释力与延展性;重视理论假设的具体化,强化因果机制的证据支持与逻辑联系;拓宽研究视野,增加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     

公共政策、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交易成本视角探析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来分析政治问题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在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下，公共政策可以视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投票者之间政治交易的产物，其本质是政治契约。由于契约双方的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如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等，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分析公共政策契约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设计节省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政策效率，实现政策目标。     

"流动"的革命性: 论20世纪以来社会变迁中的"游民"阶层及其研究

近代以来,关于"游民"阶层的言说在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话语生产中经历了深刻的迭代:从封建士绅眼中"风俗浇漓"的象征,到革命者眼中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可动员力量,再到建设时期和改革年代社会治理话语中的秩序威胁者。"流动者"的革命性乃至"革命"不仅反映出"言说者"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的变迁,也可照见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在广义的社会革命仍在进行的当下,针对"游民"研究,革命话语犹有可追之处。     

“政策试验”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审视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基本类型包括各种形式的试点项目、试验区等。中国以试验为重要特征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对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存在逻辑看,＂政策试验＂的基本定位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从过程逻辑看,＂政策试验＂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呈现为一个＂吸纳—扩散＂的变化轨迹;从演化逻辑看,＂政策试验＂在未来应沿着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基于这一研究主题的学术挖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政策学理论,进而丰富政策科学研究的理论谱系。     

全球公共政策的协商民主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全球公共政策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协商民主与全球公共政策过程民主化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作为一种民主决策方式,协商民主致力于维护全球公共政策的正义性,提高全球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增强全球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然而,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的张力下,全球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运行还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因此,需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构建全球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消解协商主体话语权力的不平等性;优化全球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公开机制,防止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完善全球公共政策执行的问责机制,克服协商结果落实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权力、能动者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对研究生“推荐免试”工作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现有国内有关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以经济学视角和政策学视角为主,两种视角均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文章以研究生"推荐免试"(简称:推免)工作的变迁为案例,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作为分析框架,对其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试图在理论上克服已有研究的缺陷。文章研究发现,看似静止的研究生推免制度事实上经历了数次较大的变迁,在较大的变迁之间又存在着政策上的微调。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环境和观念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作为主管部门的教育部拥有政策制定的主导权,掌握了这一政策的制定和改变,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高校之间的博弈、作为政策对象的学生群体的行为策略则在制度的微调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是由于能动者在权力上的不对等,教育制度变迁呈现出"行政主导、博弈为辅"的面貌。研究同时发现,教育制度的频繁变迁中充满了非理性因素和"历史偶然性"。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策制定

如何利用良好的公共政策应对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分析公共危机管理和公共政策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近几年来公共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试图探寻公共危机下政策制定的路径。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会议决策的逻辑:一项文本挖掘研究

会议是中国常见的决策方式,揭示其内在机制是深度理解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以央地四级新冠疫情防控会议为研究对象,以“理念—话语—政策”为框架的文本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会议学习”是央地理念承接的重要方式,地方会议决策情境、层级特征是话语流变的主要原因。会议决策具有“集中的政治引领—分散的政策落实”的特征,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民心合法化→政治合法化→议题建构→政策工具→组织保障的行动逻辑。其中,“人民中心”话语是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凝聚共识的决策认同功能;“党的领导”话语是会议动员的重要保障,具有塑造权威的政治统领功能;“统筹发展”话语是议题建构的核心主旨,呈现出政策工具与组织保障紧密关联的特征。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

危机是对政府危机管理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一大推动。危机来临时,作为处理危机主导的政府需要制定出一系列及时有效的公共政策,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出对付危机的巨大能量。政府制定及时有效的公共政策,既要遵循既定的政策制定程序和模式,又要考虑到危机的特性,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较强的针对性。     

公民政策遵从:理论基础、形成机制与干预策略

提升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的遵从度,增加公共政策供给有效性,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整体而言,公民政策遵从研究方兴未艾,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共政策的组织遵从行为,对公民个体政策遵从的关注度较低;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基于单一维度观察特定政策情景中的公民遵从行为,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公民政策遵从行为形成机制进行全面阐释。因此,应综合公共政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公民政策遵从行为的概念要义与理论基础,梳理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因素,形成多维分析框架,解读公民政策遵从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影响公民政策遵从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主体特征、客体特征、政策特质与环境因素等四类;各因素对于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机理较为多元且存在差异,大部分是通过影响政策接受与政策认同而间接作用于遵从意愿与行为,有些则是直接影响遵从意愿与行为,还有些因素能对其他因素与政策遵从之间的影响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发现,设计干预措施,以期为激发公民政策遵从、增进公共政策有效性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以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