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关系视域下的社会道德困境分析

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道德的现实基础,规定着道德的本质。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的产生,根源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多重利益格局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成为道德困境产生的现实根源,集中表现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夯实物质基础,同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利益分配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要求。     

道德价值共识: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的内在要求

形成和夯实道德价值共识,是预防和治理道德风险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价值共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价值信仰的缺失、价值理想的失落、价值标准的模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价值共识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内容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于现实的交往实践中,并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道德价值共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在实践中的推进需要以利益共享打造道德价值共识的物质前提,以民主法治构建道德价值共识的协商平台,以先进文化增进道德价值共识的社会认同,以社会公正凝聚道德价值共识的内核,以个体德性夯实道德价值共识的基础。     

利益兼顾:多元社会道德建设的共识性指导原则

当前社会是个异质多元型社会,利益关系和道德观念复杂多变,利益关系的道德调节已经进入转型和调整时期。利益兼顾是当前多元社会道德建设中内涵丰富而又具有共识性的指导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功利论、道义论、公平正义等道德原则的精神实质,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领域"实然"与"应然"的和谐统一。利益兼顾,能有效的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中国梦的顺利实现提供有效的道德支撑。     

社会转型期道德共识构建问题探索

由于社会转型,中国传统社会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共识在当代社会陷入困境。道德共识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于现实的交往实践中,是实现人自身需要的产物。立足现实,应建设利益协调机制、核心价值引领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促进社会道德共识的重构。     

“道德共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向度

在现代社会"道德共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唯物史观提供了原初性的思想资源。具体地,对于这一问题,应当立足于社会历史进程(而非抽象的理论预设),以"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为基点加以考察。因此,首先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是探讨"道德共识"可能性应然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至少可以阐述为社会实践基础、现实利益整合以及制度伦理关照三个基本向度,这些思想对于现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道德共识"的生成具有根基性的理论价值。     

诚信建设的困境与法治化对策

正诚信作为一种可预期的责任承诺,并不能自发产生。针对社会急剧转型普遍存在的"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顾"的市场失范、失信行为,必须以诚信制度建设加以解决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徒法不足以自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必须确保法的实施,以法治化方式提高法律治理效果。一、诚信建设的多重维度与现实困境1.诚信的三重维度诚信包含道德、法律与政治三重维度。据《说文解字》:"诚,     

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其成因——基于江苏部分党员干部思想状况的实证分析

从江苏部分党员干部思想状况的调查问卷分析中看到,大多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较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廉政文化建设现状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影响和制约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具体表现为价值多元、信仰危机与理想信念缺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突出,道德考评与道德自律的失衡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人思想、社会环境、体制制度等,因此应分类分层次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充分发挥时代先锋群体的示范作用,不断创新党员干部廉政教育方式。     

浅析“兼爱”思想对我国道德建设的作用

"兼爱"思想是墨家的核心观点,它的提出是为维护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阶层的利益,与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儒家"仁爱"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当代,宣传"兼爱"思想有利于解决当前的道德危机问题,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是我国进行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论“人肉搜索”的网络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众所周知,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巨大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催生了现实道德难以解决的网络伦理问题,其中关于"人肉搜索"的利弊之争尤为突出。本文以伦理学理论为指导,立足当前我国网络社会现状,结合现实经典案例,对"人肉搜索"的产生及原因进行阐述,深入分析这种新型信息搜索方式引发的伦理困境,并从个人、行业、政府等三个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回归道德生活:现代社会“去道德化”现象刍议

道德本为维持社会秩序而生,但现代社会中道德似乎无用,出现了道德空场的"去道德化"现象。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市侩实用主义是导致"去道德化"现象产生的伦理基础和意识根源,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割裂与对立是"去道德化"现象产生的行为根源和外在伦理特征。道德空场的"去道德化"的逻辑后果必然是人性的退化和泯灭、社会共同体的瓦解。要充分认识"去道德化"的危害,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积极探寻道德建设的途径。     

浅析构成中印“安全困境”的现实矛盾与缓解之策

当代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现象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影响,而在中印这一对共处亚洲、并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上有着显著体现,并日益成为一个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大问题。从边境争端、涉藏问题和中巴关系三个方面分析构成中印间"安全困境"的现实矛盾,并以此为切入点试图进一步探析缓解中印关系困局的对策。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道德建设需要利益补偿

在企业,道德建设可以产生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它也就需要利益补偿。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这一点更为重要。众所周知,无论是道德建设产生出的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是道德践行者对社会、对集体的贡献,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以巨大的物质利益牺牲为代价     

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共识构建探究

道德价值共识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了社会的利益结构,维系着国家命脉。道德价值共识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于现实的交往实践中,并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构建道德价值共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遵循道德发展规律,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秉承优秀传统文化,以开放的精神兼收并蓄并服务于社会的长远发展。道德价值共识的构建思路应充分考虑当前中国社会的国情,分层面构建道德价值共识体系,明确核心道德价值追求,以利益共享夯实道德价值共识根基,并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制度话语中的引咎辞职:一种现实困境的分析

引咎辞职是行政问责制度中专门针对行政官员,并使其承担领导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一种责任追究方式,其压力主要来自公众社会的舆论谴责以及官员个人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认识。目前我国的引咎辞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异化与泛化、程序性的缺失以及后续管理的缺位等若干观念上和现实中的困境,克服和摆脱上述困境,构建完整、长效的制度支撑体系,将成为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建设与完善过程的突破点。     

“凡人善举”主题道德实践活动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微信传播正能量为例

凡人善举,作为现代公民的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凡人善举"道德实践活动,以道德领域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以微信作为传播媒介和途径,将个人与社会、道德与行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辩证统一起来,从而使传统的道德价值准则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性的现实价值目标,并进一步升华为理想价值,最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支撑和重要保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平台。     

社会学视野里的社会信用及其体系建设

制度的信用就是社会信用,它包括"道德信用"与"法制信用"两种基本类型或形式,社会信用体系就是由这两种基本信用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法制信用与道德信用一起抓。这种理解将进一步推进信用理论的建构,对于目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穿越社会转型期道德迷雾

2013年2月1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吴潜涛文章,文章认为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涉入深水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业进入攻坚阶段,道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为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从思想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看,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都会出现各种思潮混杂交织的局面。社会变革实质是调整原有的社会关系,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     

群体性事件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群体性事件增多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群体性事件逐渐凸显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非直接群体性利益冲突折射出部分群体在利益格局变迁中产生利益相对剥夺感.并逐步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价值的怀疑.直接消弱统治"合法性"基础.从直接利益冲突到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转变,表明冲突内涵和类型发生了本质的转变.现代社会的不公平感是导致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困境探析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包括以"新意见阶层"为主体的网民、以网络意见领袖为主体的网络政治精英和以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共同的利益诉求而结成的网络政治共同体。他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参与理念、参与能力和参与方式的困境,参与理念困境表现为民主参与理念与追求利益之争的冲突,参与能力困境表现为实现网络权利与现实数字鸿沟的冲突,而参与方式困境则表现为多元互动方式与"群体极化"行为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