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用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和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涵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实现良法善治。     

法文化建设的义务之维

既有的法文化建设倾向于权利本位,忽略了权利之保障以义务之履行为前提。基于三人社会模式和文明转型概念,反省当代社会规避法律、违反法律的原因,区分法治文化的本土资源和礼治文化的本土资源,可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阐述义务作为法治文化和礼治文化最大公约数的学理依据,提出迈向善治文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内容。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思“善治”——兼评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重思“善治”——兼评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反思

"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论析“新常态”视域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层面。一部政治文明史是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仁政善治"是永远的社会理想追求。法治是善治之基,公平正义是社会的价值诉求。加强"道德立法",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法治是实现民主治理的根本保障。"契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诚信精神呈现"合情"与"合理"的社会稳态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社会治理的精神力量,是塑造公序良俗,社会和谐,人心向善的方向盘和定心丸。     

从文本到实践:中国社会保障的宪法学透视

社会保障在中国宪法框架体系中,主要系作为一种"制度性保障"存在的,它并非意指一种具体的基本权形态。其功能与效力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宪法委托"之国家立法义务的履行,国家依次对其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宪法义务。依照"生存-发展-普遍提升"的保障逻辑,国家已初步建成了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为支柱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但在现实中,其仍然存在行政主导下政策代替立法、立法位阶低下等缺陷与不足。当前,我国通过司法实现社会保障,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之工伤保险领域,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义务。当宪法社会保障条款尚未被法律具体化、而又为保障公民权利所刻不容缓时,人民法院有义务在裁判说理部分对其予以适用。     

论积极权利领域国家与社会义务

积极权利对应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作为义务,义务履行方式主要有提供、救助、养护、保障等。国家与社会在义务属性、内容、存在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厘清国家与社会的义务分工,能防止推诿义务,确保权利实现。先进的法律制度体系应科学合理地配置国家与政府的义务,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国家为主、社会为辅”的义务配置模式。     

宪法上公民的受教育义务之再探讨

公民受教育的义务因其特殊的权利义务一致性而备受关注,但在该义务的主体、阶段、内容等问题上却陷入了混乱。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应当是公民亦可称之为受教育者,父母、社会、国家均只是受教育者受教育义务的承担主体。受教育义务阶段不仅限于义务教育阶段而是伴随受教育者终身,其性质属于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更非宪法义务。在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父母负有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的法律义务,但该义务的实现以国家的义务履行为前提。在保障子女接受全国性一般水准的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应尊重家长的教育权。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对国家机关侵害平等权行为的保障作用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根据"国家人权委员会法"的第19条、第30条、第42条等条文,履行对平等权的保障义务.国家人权委员会对国家机关侵害平等权的行为通过劝告等形式发挥保障作用.但是国家人权委员会对国家机关不遵守或不履行其劝告事项却无权实施强制措施.所以,为了提高国家人权委员会劝告的实效性,从制度上需要在各个国家机关内部设置人权政策负责人和人权政策协会,同时两者之间应实现分工协作,以保证国家机关以积极态度接受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决定.     

论农民宪法权利平等保护的国家义务

农民宪法权利的完美实现必须以国家义务的合法有效履行为前提和核心。从横向上看,与农民宪法权利的多重权能面向相对应,国家对其依次负有尊重、保护和给付的宪法义务;从纵向上看,以上任何国家义务的履行都必须以平等保护为其核心议题。实现农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国家不仅要树立“以人为本”、“公平至上”的宪法理念,同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具体的平等保护路径。     

治理视角下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思维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 ,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 ,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同时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即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 ,以公民社会的成长为依托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 ,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 ,让市场、国家 (政府 )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权力文化网络视域下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

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原则与善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在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明析其发展的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其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原则包括:实现治理利益的协调、治理关系的优化以及治理力量的整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善治",具体体现为三个维度的"善意",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念上强调人民主体、社会公正、权责平衡的价值;在制度安排上主张主体多元、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权力制约的体制;在治理行为上体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多重转向与范式跃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关键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短板和攻坚对象。新时代乡村治理变革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良性转向:基层政权从悬浮到下沉是乡村治理的第一重转向,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第二重转向,从行政异化到回归自治是乡村治理的第三重转向,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第四重转向。在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积极作为下,在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形成的四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契合乡村综合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目标指向和格局塑造为标志,开启了乡村治理的4.0版,也即"自治为体、法德两用、技术赋能"四治合一的最优型善治。最优型善治更加有利于打造乡村治理的中国之治,实现乡村治理的范式跃迁。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之法理分析

在人权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享有社会救助权应予确认。该项权利在性质上属于社会权,权利主体的范围应进一步明确,国家是该权利的义务主体,应履行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国家义务的积极履行,另一方面在国家违反义务时应予救济,救济途径应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等。     

论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职业能力建设

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职业能力是完成岗位目标和职责任务的素质体现,是实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目标任务的保证和前提;职业能力治理的目标是善治(良好的治理),协同不同的力量与不同的立场,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公安机关通过与市场、公民、社会组织及其他行政部门的合作,正确运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增强和提高公安机关尊崇宪法与履行宪法、科学决策与政策执行、公共安全与保障应急、吸收资源与分配资源、社会动员与合作发展以及冲突平衡与冲突控制等职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