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悖论及其突破

全球科技创新正悄然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不断推动价值链贸易突破原有制造业的分工极限。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以“国际代工式”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基于资源及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被动选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了“未强先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这有悖于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产业演进的应有路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统辖方式,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愈发突出,而资本逻辑导向的金融化与空间化并未缓解危机,却加速了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需要建立以国家治理为内生性保障的治理模式,应从内核驱动、战略布局、产业互融等多层面构建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防控路径。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业 服务化的生成逻辑与转型机理

近年来,随着全球服务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崛起,我国的装备制造业逐渐呈现出向服务化转型的趋势,"互联网+"背景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不仅可以增加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价值链,而且对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与其他国家的应对模式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体现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并整合全球资源的分工与协作体系的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表现为价值链,以价值链解构和重整为特征的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为厂商寻求进一步的比较优势和在不同价值链环节寻求更大的经济收益成为可能.面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明显的演变态势,世界上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探索与实践,早巳形成了一些富有借鉴意义的应对策略或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演变阶段及其形成原因,以期为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转型与升级提供必要的借鉴.     

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修正的增加值贸易核算北大核心CSSCI

现阶段,中国高及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但呈现出上升趋势。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密集使用劳动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部门。资本积累、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均对中国高及中高技术制造业前向比较优势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自主创新和FDI带来的技术模仿均是中国比较优势实现动态转换的有效路径,但两者并没有相互促进反而相互抑制。因此,今后中国应在保持既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合理的技术发展战略,扩大FDI对制造业技术溢出中的前向关联效应,同时充分应用高及中高技术制造业技术创新成果,以加强高及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力并促进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升级。     

提升中国制成品贸易竞争力——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由于中国制造业中许多行业的发展是以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形式介入全球生产体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因此,中国的贸易增长具有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的特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中国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思路。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要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和水平。在世界各国合作日益紧密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为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双向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产业共生效应和双重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价值链向中高端升级,实现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开放。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要持续推动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应坚持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明确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在优化双向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技术溢出的自主创新机制,进一步深化国际区域合作战略,加快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攀升的进程。     

准公共物品供给视阈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CSSCI

“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完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应用转型;“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应进一步突破分工边界、实施产业链协同转型,构建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数字化准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以企业为主体供给数字化准公共物品,易陷入反垄断规制、信息有效共享、降低短期成本的“三难困境”。政府可以通过识别行业细分差异、筛选核心企业、审慎监管融合创新等服务式管理手段,帮助制造业企业跨越数字化转型的瓶颈期。     

理解中美贸易平衡:伪命题与真意图北大核心CSSCI

中美两国围绕失衡调整的贸易摩擦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分析特朗普政府平衡中美贸易的真实动因,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不但人为地放大了对贸易失衡问题的关注,也选择性地忽略了贸易失衡对于美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其围绕中美贸易失衡的很多论述都带有强烈的伪命题属性。同时,特朗普政府并不在意是否能够真正地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除了政治作秀之外,其真实意图在于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施遏制以及实现更多的利益诉求。     

贸易限制、全球气候治理与美国国内政治基础

贸易限制被推定为解决全球气候治理无序和低效的方法之一.自2009年热闹一时的众议院提案之后,美国鲜有明确的、引起争议的气候变化与贸易关联的主张,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引申出的贸易限制内容已担当起美国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共和党与民主党全球气候治理理念不同,较之统一政府,长期分治政府的占优导致白宫与国会的争斗加剧,使得已有国际机制WTO相关条款成为妥协的选择.     

治理困境、数字赋能与制度供给——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客观、独立地存在,而是有其缘起、发展和推进的现实逻辑。面对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发展转型、社会风险放大引致的治理困境,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推动基层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变,推进基层治理自身实现转型是大势所趋。借助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块)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推动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赋能可以拓宽基层治理边界,重塑基层治理流程,优化基层治理工具,进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当然,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也并非完美无缺,数字赋能亦非尽善尽美,只有通过能够创造保障性约束和结构性基础的制度供给,才能在充分挖掘数字治理价值的同时,有效规避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