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同盟走向破裂,中国、苏联和朝鲜三角关系亦处于变动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可划分为中苏朝三角平衡时期、中朝蜜月时期、苏朝关系改善时期三个阶段。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中国出于政治和地缘等因素的考量,十分重视来自朝鲜的支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呈现出尽己所能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鲜明特点。然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中国援助的效果都并不理想。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作为中国与邻国交往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浅谈高等院校对外国文教专家的跨文化人本管理

通过分析我国高等院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现状、面临的问题,提出采用跨文化的人本管理以进一步加强高校外国文教专家的管理工作的若干建议和设想:学会跨文化交际和沟通,营造轻松、融洽的管理环境;对外国文教专家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充分发挥外国文教专家作用,将其当作高校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渠道。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中国对联合国的外交政策:1949-1971--以《人民日报》涉及联合国内容的文章为分析文本

通过对1949-197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2314篇有关联合国内容的文章进行文本分析,作者发现,“不满、谴责、批评”是这一时期中国对联合国外交的主要政策趋向。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虽然与联合国兵戎相见,但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批评是克制的、有限度的,甚至低于战前水平,此后,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对联合国的低限度批评政策。直到1959年,中国对联合国的批评度才迅速攀升,并一直保持到1969年,在其间的1966年、1967年,中国对联合国的批评度高达95.12%和92.45%。1971年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批评度下降到3.13%,达到23年的最低点。批评度的骤然下降表明,中国政府改变对联合国外交政策的进程是突变式的,而不是渐进性的,而突变动因就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几点思考

我个人在研究中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曾经处于国际边缘位置的中国，在逐渐崛起为世界中心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的过程中，需要在体制、政策和观念上做出哪些丰富、调整和改进。这方面，思索的重点不在对外博弈，比如说中国如何处理好当代对外关系的“四条线”（分别涉及与大国、周边地区、多边机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是我们自身如何“强身健体”，     

冷战后的中国对外战略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新的国际格局正朝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世界各国都力求在新世纪、新的国际格局中发挥优势,掌握主动,争取成为更大的赢家,蒸蒸日上发展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面临新的形势,中国正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调整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和新形势为依据,按照科学的理论和规律,继承发扬传统,着眼世界和未来,坚持与时俱进,以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目标,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并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调整后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求同存异,和平共…     

外国教科书里的中国

美国美国许多中学采用题为《世界历史与当今世界的关联》的教材,书中非常注重历史与当今世界的联系。如,唐宋时期的机械钟表与今天的石英表,古人用硫磺、硝酸钠和木炭混合制成火药至今被用于制造武器,     

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1957-1965)

第一至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是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之间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中国高度重视并始终参与的多边外交活动.在第一届大会上,中国的政策既有求同存异的色彩,又强调反帝斗争与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性.在第二届大会上,中国强调美国是亚非国家的主要敌人,号召建立反帝国际统一战线.在第三届大会上,中国反对苏联邀请东欧国家作为观察员,并通过支持古巴降低苏联威信.在第四届大会上,中国一方面谴责美国侵略越南,一方面在很多问题上与苏联进行斗争.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是中国对亚非国家总体政策斗争性不断提升的具体表现.     

外国宗教人士在近代中国的情报活动

近代时期,外国宗教人士在中国从事的情报活动,有的主要是为宗教目的进行的,有的是直接为其所属国家的对外扩张服务的。虽然,这些宗教活动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多时候则成为外国列强侵略近代中国的工具之一。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

本文重新考察1963年到1983年间中国医疗队援非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实现国际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问题。文革时期,中国医疗队遵照六二六指示在非洲实践革命卫生道路,结果喜忧参半。1970年代末,卫生系统的改革重新使医疗援助工作回归本位,对非医疗援助得以稳步增长。援非医疗队的历史证明,实现援助效果和可持续性,需要我们重视援助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度,合理处理援助的基础功能与拓展功能、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     

外国园林中的石景艺术及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园林中的石景在中国的古典园林中非常突出，叠山造石是常用的造园手法。而西方的园林中石景艺术与中国略有不同，他们很少单独赏石，在西方园林中雕塑是最突出的石景，而且雕塑多与西方神话有关。后来岩石园在西方盛行，它主要是模拟高山环境，给人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感受。随着中西方的交流，中国的现代园林和城市公园受西方的的影响较大，西方也曾出现过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中西方在园林艺术上出现交流与融合。     

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的经验分析(1949-1965)

1949年至1965年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实施形成了六个方面的经验,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独立自主解决涉藏问题;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形成与发扬老西藏精神;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对1949年至1965年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有利于在新的历史阶段完善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     

入世--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文章指出中国入世后对外经济关系将进入一个多边框架下的多领域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作者分析了中国入世后对外经济关系变化的几个新特点,并认为入世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但也将会变加复杂。因而需要我们进一步切实做好几项应对工作。     

论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思想库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从中国外交决策体制来看，思想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制定周期来分析，思想库在设定议题或任务、确定政策选项和政策选择等阶段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思想库通过参与政策咨询、在政府中任职、撰写研究报告、出版研究成果、参与媒体讨论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具体方式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同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相比，中国外交思想库存在较大差距，需要从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拓展战略研究、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重视运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以及增加与企业界的互动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中国公共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要处理好中国公共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切实掌握公共管理主体的概念特征,以达到维护和增进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目的。     

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和两个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了政府贷款,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已经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部分项目的拖欠还款现象严重,成为中国利用外国政府     

试论全面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认识

全面抗战时期,民主党派一致认为抗战领导权归属于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并且,在民众民主权利、党派关系处理、对外关系处理等问题上,对抗战领导力量也有着一些原则上的共性认识。     

《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里斯本条约》改革了欧盟外交政策制定的制度安排,通过赋予欧盟独立法人地位、设置理事会主席以及对外政策高级代表、建立欧洲对外行动署和外派欧盟使团等措施,整合了原有的分散体制,提高欧盟外交政策的效率,增强欧盟对外行动能力,这也给欧盟对华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作为应对,中国需要在经贸领域开展广泛互惠合作、重视欧洲议会、协调同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之间关系以及在全球环境中发展双边关系。《里斯本条约》既因双边有效沟通能对中欧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军事、人权领域却为合作增加难度,中国应对欧盟对华政策机构设置和决策方式做出相应调适。     

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建立新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地建立了一些研究和教学机构,创办了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期刊,这为今天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首要出发点是配合当时中国的对外斗争,因此体现出了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较深、政治性突出、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等特点.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