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读

“只要代表说真话。雷人也不怕。” ——最近．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的“雷”人言论．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评论员张金岭倒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代表委员是否说了真话，而不是他们是否说了我们愿听的话。如果他们说了真话．哪怕是些很不入耳的真话，也应该鼓励他们说下去．     

民生,一个厚重的话题

“想说的话不谋而合,是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百姓中间;有责任说百姓想说的话,让百姓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生活得安宁幸福,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一位来自秦皇岛的委员道出了广大委员的心声。     

可爱的皱纹

奶奶带着脸上长满雀斑的小孙子吉斯去动物园玩,他们看到公园门口有好多孩子在排队。走近才知道,原来是动物园请来了当地的一位艺术家免费为小朋友们画脸谱。于是,奶奶也陪吉斯排起了长队。“你脸上的雀斑太多了,根本没有地儿画画了。”吉斯前面的小女孩对吉斯说。吉斯听完很羞愧地低下了头。奶奶看到这一幕后,蹲下来抚摸着吉斯的头对他说:“我喜欢你的雀斑。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总梦想自己能长出雀斑。雀斑让人看起来很可爱!”“真的吗?”吉斯抬起头问。“当然!”奶奶微笑着说,“那你说还有什么东西比雀斑更可爱呢?”吉斯想了一会儿,…     

资本下乡，下一个经济增长点？---资本下乡，夹道欢迎的同时需擦亮眼睛

随着三中全会的改革号角吹晌，“资本下乡”一词也在近期开始“时髦”起来，有人甚至说如果搞资本运作的人，现在还没接触几个“资本下乡”的项目的话．那他的生意属于不太好的那一类。     

趟过“最后一公里”“深水区”

我们下基层时．一位基层干部说：现在农业税取消了，“三提五统”没有了．乡镇干部没有必要驻村了。正当以整风精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时，群众有那么多事需要解决，他的话让我们感到震惊。面上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触及到思想深处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比较难了．这就是要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深水区”问题．如何趟过这一“深水区”呢？进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大排查．真正把问题找出来。广大基层干部要坚持逐家逐户走访．耐心地听取意见，这样才能把问题找全面：要注意征求意见的方式方法．创造让群众想说、敢说、会说的环境，这样才能把问题找实在；要放下架子，拿出诚恳的态度，这样才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真正做到心贴心．群众的心里话说出来了，问题也就真正找出来了。     

失落的“规则”

<正> 外出几天后回家,儿子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妈妈,你说我们家到底讲不讲规则的?”初听此话,我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嘿!几天不见,儿子就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居然和我谈起不知从何方听来的“规则”来了。细问缘由,儿子大着嗓门说,“你说的,家里东西大家都可以玩的,我把书和玩具借给哥哥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肯把他们的东西借给我呢?”四岁的儿子把我的话列入了“规则”,对于他的话,我只能用“他们这样做不对”来搪塞。然而我知道我的话是那样的苍白。     

聪明女孩

忽见蓝兰，是在梦中。蓝兰是个女的，脸蛋儿长得喜人。为何不说漂亮？盖因她的鼻翼两侧，长有一些浅灰色的细点．也就是俗话说的雀斑。我妈曾为蓝兰的雀斑．说过一句让我忍不住做了一桩蠢事的话。我妈的原话是：“要不是那雀斑，蓝兰长大，准比电影演员还美。”     

由巴金的遗憾说代表行使审议权

巴金先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如今,大师已离我们而去。但“人已去,灯还亮着”,大师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尤其是他晚年疾呼“说真话”的黄钟大吕之声更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没有“说真话”,曾经是大师在那个人所共知的痛苦年月的深切遗憾。度尽劫波,呼吁并身体力行“说真话”成了大师有生之年的宏愿。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这些…     

高薪招不到人的困惑

“每次过年回家都跟打战一样，今年早点走，听说老家那边也办了不少厂，回家看看，如果有合适的话，明年就不再来了。”在福州火车站售票大厅准备预售车票的农民工老刘说。     

学而见效二题（上）

“学必得之” 《三国志·吕蒙传》引《江表传》记叙了东吴孙权劝吕蒙读书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吕蒙认为自己是个武将。又不去专搞什么经学去作博士．便推说：“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今涉猎见往事耳。”接着孙权便举自己、汉光武帝、曹孟德读书的事例劝导吕蒙．中间还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学必得之”。意思说：只要肯学．就会有收获，就会见效。从此，“蒙始就学，笃志不倦”，     

休闲长廊

我也没办法 警察在市场的人群中抓到了一个小偷,他们把他带到法官那里。原来,这小偷才放出去不久又作案了。法官说:“你不记得我对你说过,我再也不愿见到你吗?”“记得,可我也没办法。”小偷说,“我把你的话跟他们说了多遍,他们就是不听。”     

男人看——“剩女"的喜怒哀乐

迟迟不婚的女性,在每个城市都成了父母为之头痛的一族。这样的女性也被称作“剩女”。这些数目壮观的“剩女”们的喜怒哀乐就像是城市里的风景,男人见得多了,心里想说的话也便多了……     

开心岛

妙答解尴尬 有一次，马克·吐温应邀赴宴。他对一位夫人说“您太漂亮了，夫人。” 不料那夫人却说：“可是很遗憾，我却不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您。” 头脑机敏、言辞犀利的马克·吐温笑着说“这没关系，您也可以像我一样说假话。” 我是光着身子进去的呀 某经理刚过生日，却愁眉     

由“代表发言屡遭打断”引起的思考

2008年1月23日上午，列席广东省人代会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其间，他的发言屡次被打断。同组的一名省人大代表打断他的话：“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该代表接话说：“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现场另外一位代表随即补了一句：“全国代表也只能在这里说。”那名最初打断李永忠发言的代表后来又一次打断李永忠的话：“这不是我们组的意见，是你个人的。”     

礼仪文化，别总要适应西方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是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话。显然．这主要是对“客人”入乡随俗的善意提醒。中国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有着深厚的礼仪文化。如今北京马上就要迎来奥运了．可一说准备奥运，就是咱们得适应西方的礼仪．本来不成问题的礼仪反而成了一个问题了。     

过程与结果：区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新标尺

1．大学生走向社会后拼什么？ 上世纪50年代大家在拼搏，更多的是拼“血”……再后来大家在拼“碗”。有人说这个社会可能已经进入到了拼“爹”的时代。走向社会以后到底要拼什么？今天我最后要讲的话是，     

文化与教育事业应充分听取纳税人的意见

有人说中国政协是“花瓶”。我没当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也有这样的看法,但当了之后,看法改变了。 外界都把政协看成是参议院、上院,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就看你拿什么标准来看了。1949年因为来不及开人代会,中共就召集民主党派的人协商,所以1949年的政协起到了临时人代会或者临时国会的作用。等到1954年人代会召开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个政协还要它干什么呢？这时中共提出来保留,给它规定的性质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协商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还不是咨询机构。既然是协商机构,就没有决定权,就像俞正声主席讲过的,政协主要的功能是“说话”,该说什么你就说,说了人家不听怎么办呢？你还是得说。从这个标准讲,如果把它解释为一个“花瓶”,那我就希望这个花瓶里放的是真花,而不是假花。放假花,就没什么意义了;放真花的话,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能增加点色彩、趣味,也是不错的。既然让我们“说话”,我就拼命地说,有空我就说,对大家说,对媒体说,这样我就尽职了。至于我说的话有什么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希望有用,但我也只能多说说。大家看政协有没有发挥作用,就看我们有没有说话,看我们说话有没有水平。至于说话的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否被执行了,这要问执政党和人大。     

客见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西周初年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为周朝制礼作乐，制订了许多制度，还提出国家以民为本的思想。周公是孔子十分推崇的圣人。有一天，一位客人来拜见周公，周公从门内喊出来：“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那客人说：“在门外就说外交的话，在门内就说内心的话。让不让我进门呢？”周公赶紧说：“请进！”客人又说：“站着说义，坐着说仁。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呢？”周公又说：“请坐！”客人又说：“大声说，大家都知道；小声说，又怕你听不见。说不说呢？”周公点点头说：“不用说，我知道了。”第二天，周公就带兵去诛杀管叔…     

三个筛子

不到最后被吃掉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处于食物链的哪一级——情场、商海……一个人急三火四地跑到哲人那儿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等一等,”哲人打断了他的话,“你要告诉我的消息,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三个筛子,哪三个筛子?”那人不解地问。“第一个是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实的吗?”“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那个人踌躇着说“:不,正好相反……”哲人又打断了他的话“:我再问你,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果真很重要吗?”“并不重…     

"谁信周郎是白头"——访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很有独创性的话:“情感智慧有着隔世的共鸣。”因为这个“共鸣”他便在心灵上与曹雪芹“汇合”了,成为一代红学名家。我和周先生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类似“共鸣”一类的东西,但绝不敢言“共鸣”,只能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缘分”。我是个地道的红学盲,而且从未有过扫盲举措,但偏偏有了一个接近周先生、听他畅谈的机会,而且,有了一种心灵的“交往”,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第一次采访周先生,是请他谈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叫《谈笑》的文章,不料周先生一开始就“走了题”说:无意间涉足红学,便被贴上了一个“红学家”的标签,我便成了红学家。这话似乎专为我说的,我特别高兴,立即从不懂红学的思想围囿中解放了出来,轻松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尽管我后来逐渐明白当时相信了那个“标签”的说法是“上了当”,但还是挺乐意有这种当可上。因为我从那时起已自然地走进了周老的思维活动中,感受着他的思想,特别深刻地记下了他那几句我感受、思索了许多年而没有结果、自己始终不敢肯定的话:语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