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论国家结构与两岸统一

国家结构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组成关系。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根据历史民族情感、国际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的国家,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的统一不能援用“两德模式”、“两朝模式”,只能采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

虽然主权概念将继续长期存在,但是主权的意涵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终极的、神秘的、不可名状的权力,而只是政府或人民在实际统治过程中行使的具体权力之总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主权"也具备不同的结构和特征,但是一旦进入具体制度领域,主权概念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单一制国家的"主权原子"可以和联邦制国家具有同样复杂的结构,甚至可以比联邦制国家更"分裂"。关于主权理论的探讨表明,"主权"在当代基本上只是表征国家核心权力的一种方便的称呼。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日益衰微、新型国家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下,主权概念的实际意义必然不断下降。与其在理论上纠缠不清,不如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家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分配。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必须谨慎考察和处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的关系。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地方自治是否具有宪法地位。实践表明,单一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和联邦国家同等程度的地方自治。究竟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更能促进地方自治,目前并无定论。只有告别传统主权的概念范式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研究才能开启一个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论分权制衡思想的变迁及对我国权力制衡制度的完善

分权制衡是现代西方国家宪法重要的原则之一,其理论形态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派丰富和发展了分权制衡理论,美国早期的联邦党人不断完善,使分权制衡思想在理论层面逐步完善.而能够有效检验分权制衡思想和理论形态的“场域”则最终在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宪法文本和宪政制度设计中均采纳了分权制衡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鉴于我国权力制衡不到位的状况,所以,借鉴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来完善我国权力制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若干思考

为了更好地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从理论上必须认识到进行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重要性；必须认清中国的政治特色；必须对“权力下放”与“合理分权”进行厘清。在实践中则必须由行政系统内分权向行政系统外分权发展；由行政分权制向法律分权制模式转变；由重放权轻监督向分权与监督相结合转变。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财政权宪法规制的文本解析

财政立宪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以宪法中所包含的财政条款数量和分布情况,财政立宪的基本模式可以分为“分散式财政立宪”与“集中式财政立宪”两种模式。财政立宪的基本内容则一般包括：设定财政权的基本内容、装置财政横向分权与制衡机制以及财政纵向分权与制衡机制三个主要的方面。     

论我国宪法中国家机构权力的分配与制约

分权学说长久以来被视为近现代宪法的一个基本理论和原则,对于分权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一直是宪法学研究的难点。我国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了横向分配,但是这些横向权力之间并不存在强有力的互相监督与制约。鉴于权力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治理中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权力的运作,应当在国家机构权力的运作中适度加入互相制约的成分,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机制。     

分权理论之新拓展——童之伟纵向分权思想研究

权力制约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横向制约和纵向制约两个方面。制约的前提是分权,分权也应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自启蒙运动起,分权便成为学界热衷的论题,但这种热衷仿佛只针对横向分权,纵向分权理论研究始终经营惨淡。童之伟揭示了国家权力运动的根本规律--“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并将之运用于纵向分权领域,对分权理论进行了深刻拓展,形成了其纵向分权思想。童之伟纵向分权理论有其深刻内涵,对纵向分权实践有重要价值。     

“内生腐败”及其成因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内生腐败”现象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逐渐式微，全民政治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滋生出“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官场政治生态、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被称为中国武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来自越南的实证经验

1986年"革新开放"以后,越南经济快速发展,财政分权改革也不断推进。基于越南64个省市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对越南的省级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越南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而且2004年越南《国家预算法》生效后的影响更加显著。然而,不同的财政分权测量方式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越南省级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大多显著为负,而财政自主性显著为正。同时,研究还发现,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财政分权严重不平衡,省级财政投资效益低,但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适度通货膨胀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整体上,越南在支出分权上取得了明显进步,而地方收入分权与财政自主性仍有待提高。随着越南国内改革的推进以及国际融入进程的加快,中越两国的合作共赢关系将引起更多关注。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已经上升到宪法层面,机制设计上注意"避免联邦政府随意转移支出责任和上收财权",兼顾"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和地方政府创造力"。在法国,1982年以后的财政分权改革在适当下放税权的同时积极完善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体系,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在日本,全部归地方的住民税的设置充分体现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具有完善法律依据且规模巨大的日本地方交付税有力平衡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确保了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论八二宪法中的央地关系

八二宪法第3条第4款实际上并未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范模式,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探索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独特的人民主权运作结构使得宪制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与经典的＂命令—服从＂式单一制特征相区别。在具体制度框架中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国家理性。制度设计者对央地关系思考并不成熟,国家结构形式有待实践探索。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论财政分权法制化

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是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长期不稳定,实现财政分权法制化是必由之路,但是会遇到重重困难。财政分权立法的难点集中在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因素与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特征之间的矛盾上。我国急需探索出一条实现财政分权法制化的最佳路径。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生成的制度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也逐渐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化。可以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双重激励结构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共同驱使地方政府为推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展开异质性的财政竞争。激化的财政竞争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共支出偏好,进而导致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扩大。这就意味着,未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在保持适度财政分权的同时,优化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重塑公共服务型政府。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央地权力配置之思辨

文章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切入,梳理"行政性分权"与"市场性分权"二者不同的进路模式,摒弃历次教条化的分权改革思路,尝试性地挖掘"治理"的理念与逻辑,通过赋权于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构建一种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协同共治的新型权力配置结构,为优化我国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提出一些建议。     

超大空间的有效治理:地方自治导向的分权?——论我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变革

分权和自治是不同的范畴,在纵向的府际关系中,只有分权而没有自治难以防止暴政和低效.中央集权并不排斥地方自治.分权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整齐划一、至上而下的权力结构难以应对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在宪法的框架内,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构筑立基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