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及中国现阶段的选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的缺陷。本文从反思的角度,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状况,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行政改革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可被预测的韦伯式的官僚制政府。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馅饼"还是"陷阱"--新公共管理批判

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在我国有广泛的影响。本文认为 ,对新公共管理要批判的认识。既要承认它对西方行政改革的积极作用 ,又要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理想化成份及在实践中引发的难题。最后 ,笔者得出了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启示     

走向公共管理新范式:转型中国的策略选择

公共管理关联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公共管理的传统范式基于市场与政府的二分法,认为市场可以有效地供给私人物品和服务,而政府可以有效地供给公共物品和服务。作为公共选择布卢明顿学派的代表人物,奥斯特罗姆夫妇认为公共服务存在四种理想类型,而不是公私两种;公共选择的目的就是探讨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指出,公共服务的分类供给模式构成了公共管理新范式,这意味着一种类型的供给组织专长于一种类型的公共服务。结合转型中国的法人普查数据,本文还实证地检验了教育、卫生和文化行业中涌现的分类供给模式——自组织效率。因此,走向公共管理新范式应该成为转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策略选择。     

我国公共预算民主法治改革途径的选择

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其中公共预算应处于核心地位。公共预算是体现政府政策导向、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加强对政府监督制约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各国政治经济生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预算的改革主要是沿着两个途径展开的：一是预算的管理制度改革，重点是如何规范政府的收支管理，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的效能，这一改革主要是在行政部门内部进行的；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中国政府再造

20世纪末的20多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治道变革。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及理论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来,无法再继续支持政府运行了。人们迫切要求寻找一条新的治理途径来改变这种困境。由此,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了。尽管新公共管理刚刚产生,还不成熟不完善,但它所倡导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却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因而倍受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并普遍地为各国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一思潮,必将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何认识和借鉴“新公共管理”,并将其应用到中国政府的改革实践中来,这是我们现阶段应当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新西兰“整体政府”改革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范式的革命性变化,新西兰模式成为其中的典范。然而,传统官僚体制中政府部门碎片化问题在改革中日益扩散和放大。21世纪以来,新西兰实施了整体政府的改革战略,从而有效克服了这一制度缺陷,初步实现了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Management)向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治理范式的转换。整体政府是应对新公共管理治理危机的矫治和调试,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继承。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西方的"政府失灵"理论及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 ,其核心主题是政府失灵说。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分析前提 ,较深刻地剖析了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府行为的动机以及政府失灵的种种表现和原因 ,并提出矫治“政府失灵”的对策。研究这一理论 ,对于有效发挥我国政府管理的作用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

伴随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式微,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试图从价值与工具两个层面实现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形成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丛林。其中,公共价值管理在整合部分后新公共管理理论元素的基础上,在价值和工具两个层面回应了新公共管理的困境,展现出成为公共行政理论新典范的潜力。相比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理念,公共价值管理从整个民主政治系统出发,审视政府治理危机,改变了"以管理主义改革追求政府善治"的思路,力图实现工具与价值的融合;提出把有效政府治理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公共价值管理所倡导的创造公共价值主张往往又受到政治现实基础的掣肘,在实际操作性上还存在一定限度。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前沿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比较宏观和有持续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年70代末和80年代初兴起、到现在还在继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服务以及治理等前沿理论都与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或是在批判公共选择学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这几个理论相关又不尽相同,与西方思想界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反映着不同思想阵营和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达到能够相互替代的程度.它们的风行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也引起了层层涟漪和概念上的混淆.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是当代政府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行政改革的代名词，本文重点介绍了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工商企业管理学中的新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一代理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归纳了它们对新公共管理产生的重要影响。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源起于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尽管改革在不同国家的进度和成效不一，但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作为本世纪末期的一次选择公共管理方式的大规模实验，其意义深远。本文拟通过对这一运动的时代背景、基本动因和目标以及相关理论渊源的分析；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组成、总体特征和一般实践模式，并在总结其得失经验中引出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启示。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 ,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 ,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 ,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政府绩效管理专题

[编者按]:20世纪后期,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改革工具在西方国家得到运用,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我国在近年来加大了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引进和推广工作。2010年7月,经中央     

大部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选择

大部制是当前我国正在探索的一种政府模式，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其能否走出“精简——膨胀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而整体政府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后政府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对于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与转型——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的反思及参鉴

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锋,作为"改革实验室"和"政策创新者",因其彻底性、持续性及成效性被誉为"改革的典范"。然而近年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提出了若干质疑,甚至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死亡"。本文在考察新西兰公共部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对实践模式的局限性及时代转换的压力两方面的批判性反思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公平"与"公共"价值已经失落?是"经济学帝国"的扩张?还是"新泰勒主义"的表现?亦或是随着改革主题的衰落,数字时代治理的来临。对这一改革的实践发掘和理论反思对于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换与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参鉴价值:首先,推进改革的政府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基础;公共部门改革的核心命题是转变理念,优化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能;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广大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深入互动;此外,改革需要尊重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