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正义的关系刍议

对法与正义关系问题的认识,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绵延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即坚持自然法学思路和实证法学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解决了何谓正义、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正义、需要什么样的正义以及如何处理法与正义的关系等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法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法是实现正义最有力的手段,对正义提供物质的、有形的支持;正义则是法的精神支撑和评价标准,推动着法律在精神内涵以及表现形式方面的不断进化。     

刑事法律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辨析

程序正义近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引起许多争论与探讨，就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关系，各种观点百家争鸣，而该问题不仅为诉讼理论问题，且关系到诉讼中人权保障、诉讼模式等一系列实质内容，若抛开法律文化背景与法制现状，一味强调程序优先或过分坚持实体优先，均有失偏颇。在刑事法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博弈中，如何能够使得两者不会由于陷入“纳什均衡”而导致法律功用的削弱，就成为我国能否真正走向法治化的关键。     

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

刘杨在《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法律实证主义作为西方法哲学史上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是深入领会其良苦用心和精神实质的关键。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都具有批判与保守、灵活与随意、确定与僵化的两面性。法律实证主义以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以合法性诠释正当性,     

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兼析哈马斯的正义论及其价值

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拾金不昧 挺直腰杆要回报——为拾金者开价：3%至2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主要起草人梁慧星教授日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认为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即财产归属问题，物权法就是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在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梁慧星等法学家对拾得物做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程序正义之中西差异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加快．程序正义已成为学界的重要命题。在西方法律思想体系内，程序正义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已经存在上百年，成为社会生活中一项司空见惯的法律制度。正确认识西方法律思想中程序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其产生基础，研究程序正义的中西差异，对于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切实推进程序正义的实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探讨

法律的制定存在固有的缺陷,甚至有些法律可称之为"恶法",这样的法律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也不符合普通大众对"正义"的追求理念。人们往往会反抗这样的法律,但这样的反抗却违背了法律正义。正义与法律正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较大的区别,法律正义只有在正义的指引下才能进一步完善。     

论法律正义的有限性

法律正义是有局限性的。法律正义不仅体现于实体判决中也体现于程序效率中,马拉松似的诉讼是难于实现正义的。法律程序虽有其独立的价值,但程序与实体之关系,毕竟是实体决定程序,程序又反作用于实体,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应该设计好的程序制度,提升和保持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实现有限的法律正义。     

法理学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中，常常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并以此来指导某些案件的审理，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进程。因此，要改变这种状态，须在分析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的基础上．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树立程序正义观念，完善程序正义机制，着力探寻二者在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原则，才能在我国真正实现法理学意义上的程序正义。     

试论不正义法律的道德约束力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在政治实践中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完全对立或者统一,是行不通的。本文立足于公民的主体性,探讨不正义法律获得道德约束力的前提、理由及其限度,其目的不是要与实证法学派站在一起,与自然法学派分庭抗争,而是要在人的主体性空前伸张、社会矛盾突显的现代社会中,为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寻找一条在理论上立得住、在实践中行得通的思路。     

构建和谐社会更需注重实质正义

社会正义的实现状况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前途与命运,而且又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通过对西方正义思想的梳理,认为要实现社会的正义,既需要做到程序正义,即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同时更需要注重结果公平和实质正义。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论犯罪低龄化与法律正义的冲突

当法律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正义为先。当现实的正义在法律上得不到实现时,应当修改法律以适应人类正义的需求。本文立足于当前犯罪形势的发展,认为刑法应当与时俱进,以彰显法律正义。     

麦金太尔正义理论思想渊源探析

麦金太尔学识渊博、思想复杂,通过对麦金太尔正义理论进行思想渊源的梳理,将有助于挖掘其思想的本质内核。麦金太尔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构建了自己的正义理论,即一种根植于历史传统的德性正义和社群主义正义理论。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和学理证据可以表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和阿奎那等人对之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接受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和社群主义思想;从马克思主义那里他吸取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理论;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思想以及人与历史关系理论对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通过对阿奎那思想的分析与阐释,则为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基督教神学维度。     

试析我国民法理念之定位

法律理念是包含“正义”和“正义实现”理性的对法律最根本的和最全面的认识和把握。民法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由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探析其民法理念的变迁,从而分析在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统,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条件下,民法理念的定位应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调和,形式正义优先,兼顾实质正义。在坚守一般公平的前提之下,给予个别正义特殊保护。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

经济正义是经济生活领域中的正义问题。马克思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经济正义思想过程中 ,无疑受到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现实的影响。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抽象经济正义观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的双重批判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环节。诉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根本目标。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方式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核心。     

“礼”、“和”思想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展开

《论语·学而》中有子对"礼"与"和"关系的论述,微言大义。采用不同于学界通说的断句方式后我们发现,有子的论述是对西方法学界探讨近两千年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冲突的儒学表述。有子的表述揭示了"礼"与"和"之间的紧张关系:若重视"礼",忽视"和",则法律会走向僵化和形式主义;若重视"和",而忽视"礼‘,法律虚无主义会使得司法成本升高。后世儒家学者为了解决此矛盾,实现"礼"与"和"在实践中的结合,提出了贤人政治的设想。目前而言,有子的论述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既应该避免法律虚无主义,也应该避免法律万能主义,实现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实质主义的有机结合。     

柏拉图的正义观解析

柏拉图将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就个人而言,正义意味着理性、激情、欲望的各尽其责,而对于城邦,正义则意味着赋有智慧、勇敢、节制的人们各司其职。另外,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正义观对个人发展与国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论实质正义的普遍化——以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为样本

司法正义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要方式,它可分为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源头,形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普遍化,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机制在二者的循环发展中不断得以完善。法律论证是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最佳方式,它展示了司法正义的产生过程,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在法律实践中,两大法系通过法律论证实现司法正义的方式各有异同,给我们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制度,其任务是将实质正义普遍化为形式正义,它的核心问题在于案例的创制以及推广和适用。前者对应的是实质正义的论证,后者对应的是实质正义的普遍化。创制指导性案例需要进行谨慎的论证,推广指导性案例应从案例的来源、发布、标准和效力四个方面予以考虑,适用指导性案例则关键在于确定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同时这个过程类似于适用制定法规则的过程。     

德里达与解构正义论

德里达在《法律暴力》文中通过对正义的解读,揭示了解构成为正义的条件,法律与正义的区别。他认为,理解正义必须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的实践相联系,没有一种超越的、普遍的正义,只有特定语境中的正义。正义是一种解构的可能性,解构就是正义。解构的正义是一种方法、一种困境体验、一种绝对他性的体验。     

论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正义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基础;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归宿。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具有以人为本、整体性和批判性等基本特征,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