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

"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与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及苏联文艺政策有着紧密联系。"十七年"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进入完全实践的阶段,产生了样本作家与作品。在"业"与"余"和"公"与"私"之间进行是非判断,是"十七年"期间文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培养、管理"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源自于对一种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想象。     

浅论“十七年”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十七年"女性小说包涵"女性与战争"、"女性与家庭社会"女性与母性"、"女性与爱情"四个主题,在各主题范围内可以看到女性意识或潜或隐的存在,以及女性作家对自我的执着追寻.     

中国当代十七年公安文学溯源及其对当下的警示

中国当代公安文学是一个与新中国一起降生的行业分类文学。建国后十七年中,表现出勃发的生机和轰动的效应。当代十七年公安文学创作特征,一是政治机制催生的行业分类文学;二是军队作家担纲的创作队伍;三是反特即公安的题材取向。解析十七年公安文学审美机制:影响十七年公安文学,一是难以进入对人的"内心审视"状态,影响公安文学深入发展;二是缺乏公安文学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多元探索,使公安文学无法繁荣。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意识形态的“物化”与其对文学生产实践的影响

从哲学层面分析意识形态“物化”的具体状况,异化以及精神性转变为物质性,这种状况对文学生产实践(包括它的生产目的,生产过程和方式及其传播过程和接受状况)的影响,从而挖掘其中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十七年的不改情缘

在为数不多的残疾人刊物中,我钟爱《中国残疾人》。我不知道《中国残疾人》创刊的具体日期,但是,她和我相逢相伴已有十七个春秋了。     

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论的理论渊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观念占有重要位置.他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阈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他把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著均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理解文学问题,均在文化批评视阈下审视文学生产过程,因此,研究伊格尔顿文学理论观念过程中,从意识形态、文化批评和文学生产三个方面探寻其文学观念的理论渊源显得尤为重要.     

驯化与犹疑:建国后十七年经典化文学批评群体的身份认同

建国后十七年,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等文化官员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与实践者,通过文艺批评掌控着文艺观念与创作的方向.该文学批评群体的特征表现在批评话语的权威性、文学阅读与接受的格式化以及文学批评方式的体制化.在建国前后的身份转型中,这一批评群体既有接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而自动驯化的主动性,又有着无法摆脱的精神焦虑.结合具体历史情境给予"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可以揭示他们在驯化与犹疑之间摇摆不定的身份认同危机.     

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十七年文学批评现象片论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领域开展过许多次斗争,在政治屏蔽一切的时代,这种斗争表现为严厉的政治批判。撇开政治因素,仅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十七年的很多文学批判运动的深层原因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隔膜与碰撞,而这种认识是十七年文艺批评中的一个盲区。     

西方悲剧文学与秩序观的关联

西方文学作品里悲剧代表人物的悲剧性实质根源于秩序观:悲剧的冲突可以看作要么是人与社会道德秩序的冲突,要么是人同自我关系(个人情感秩序)的冲突,要么是人同自然规律秩序的冲突。悲剧美的产生归根结底也是由于读者对悲剧人物个体行为不合社会或自然秩序观而产生悲剧性命运的强烈同情和共鸣。     

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为迎接党的十七大营造良好氛围

报刊工作属于意识形态工作,党校的刊物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党校刊物工作的特点,为迎接党的十七大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乡约,民间秩序的重建

在强调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不能忽视法律并不是社会控制的惟一手段 ,国家秩序并不能涵盖社会生活每个方面 ,必须努力建设一个与之相衔接的民间秩序。而乡约或者称之为乡规民约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 ,从内在价值和外在形式上 ,都不失为建立民间秩序的一种优先选择。     

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国庆纪念的外交功能

国庆节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节日,意义丰富且具有多重功用,在该节庆日展开外交活动便是其中之一。国庆外交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与各友邦、友好组织、国际友人同庆中国国庆,展示彼此的友谊,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表达政治诉求,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十七年时期中国的国庆外交活动,突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丰富了国庆节纪念的意义,拓展了外交活动的形式,为世界各国的国庆外交树立了典范,对当下的国庆纪念和外交活动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建国后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学实践之批评

文学趣味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明显地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努力创作具有无产阶级文学趣味的文学作品。创作方向的正确与文学趣味上的缺乏,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矛盾,一些有趣味的文学作品受到了表现"小资产阶级"、"小市民"趣味的批判与指责,而一些被主流权力话语推崇的作品又往往在读者与许多作家那里被视为缺乏趣味。这个矛盾的存在说明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实践在建构自身文化领导权上的艰难。     

西藏的新生（中）——记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经过

西藏驻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整个谈判的首要问题，其原因：一是西藏获得完全解放，进军西藏是必须首选解决的问题，体现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二是军事作为政治解决西藏的必要条件。从一开始谋划西藏问题的解决，中央人民政府就已经意识到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同苏联特使交谈时，认为香港和西藏问题比较，西藏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帝国主义势力介入其中，增加这一问题解决的复杂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也属于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了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同时,赞助人,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影响着译者对原语作家、作品的选择。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这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具有客观性,有助于全面把握这一时期英美文学汉译的典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同时也为我国研究某一阶段的外国文学翻译提供了新思路,做出了新的尝试。     

梁实秋文学观对新文学理念的平衡

中国新文学是多元的与开放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文学认识与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却对这些论战过于政治化,影响了我们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科学客观评价。由于梁实秋独特的文学观念,其文学思想也自然成了论战的焦点,19世纪30年代如此,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亦然。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这种现象,把梁实秋独特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近代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恰当的论点应该是：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虽然与时不入,但正是这种特质才使得它成了对中国近代文学中失去理性与节制的一种纠正与平衡。     

论清代文学之“为尊者讳”

实录精神和直笔手法是清代“事俱按实”文学的创作特色。除了这种追求历史真实的实录手法,清代文学对史学传统的继承还体现为“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清代剧作家表现出的“为尊者讳”手法既是基于封建社会文人重视教化的史学传统,又与清代特有的实学风气不谋而合。以《桃花扇》为代表的清代文学采用“为尊者讳”等春秋笔法,淡化儿女风情,探讨兴亡规律,体现了当时文坛风潮转向内敛的趋向。这种写作手法使清代文学具备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窥视当时的时代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