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创新应注意几点

第一：要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这样我们才有作为文化传承创新可能性的起点。中国的文化发展只能从中国本身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出发，这是我们进行文化传承创新的绝对起点，也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的根据。     

简论文化的传承发展

人类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能够创造文明。人类创造文明的过程，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过程。那么，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方式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回答，但社会学的答案非常简单：“社会化”。     

初一《思想政治》第二课教学参考意见

第二课·锻炼心理品质一、本课在全书中的地位本册教材将道德情操教育、心理品质教育以及思想方法教育的内容融为一体，侧重从培养良好心理品质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教育，体现了德育的一种新观角。本课虽然是全书的第二课，但从整本教材（包括上、下两册）和布局看，其仍然居于“宏观”地位，与前言和第一课一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良好心理品质的奠基性教育。前言的任务是通过概要阐析“什么是良好的心理品质”、”‘为什么要培养良好心理品质”以及“怎样锤炼良好心理品质”这三个大问题，来对学生进行心理品质锻炼的入门教育；第一…     

教育改革切不可"乱开方"

教育的根本症结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结构与体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变革,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也很难真正实行素质教育。如果强要教育“单兵突进”进行剧烈变革,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增强新形势下思想教育针对性的几个问题

在思想教育中，按照上级布置的内容和官兵反映出来的问题组织教育并不难，难在如何使教育贴近官兵的实际，切实起到应有的效果。在我们以往的思想教育中，由于针对性不强，影响教育效果的情况并不少见。解决好这个问题，要在思想教育实践中多侧面地进行研究和改进。一、要从官兵不同的思想基础出发，解决好由“粗”到“细”的问题有句话说得好，粗易虚，细易实。从官兵不同的思想基础出发进行教育，是思想教育规律性的要求。但是，现在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个问题，思想教育粗枝大叶的情况时有所见。有的图省事，把本应该分别进行的教育合在了…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两课"改革

多年来“两课”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改革的思路一般是着眼于解决局部性问题。本文试图从创新的角度,从适应大学生培养目标的角度论述了深化“两课”改革的一些构想。     

充分运用政治资源进行反"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

深入揭批“法轮功”已在全国各地开展一段时间了。当前，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进一步教育“法轮功”痴迷者和争取其觉悟，需要开展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一） 毋庸违言，有些人对“法轮功”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对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斗争的性质也评价不一。他们或者从“法轮功”练习者大多是社会基层群众这一情况出发，漠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或者认为李洪志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犯不着大张旗鼓地去揭批他，认为那样反倒提高了他的“身价”；或者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     

论悲剧的“卡塔西斯”

“卡塔西斯”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进行定义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学界历来对这个词的翻译众说纷纭。本文从亚里士多德悲剧论的角度出发，以追索其内部逻辑为方法，就“卡塔西斯”一词的不同翻译和理解进行分析、评价，试图论证解释“卡塔西斯”的最好方式就是其本身。它并非如前人所论是过程性的词汇，而是经过“陶冶”“宣泄”“涤除”或“净化”后达到的境界。它是对人类悲剧情感的状态性描述。     

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以纽约和东京为参照系

张志铭教授在题为《作为治理方式与生活事实的法治》的该书“序二”中介绍说：“我们研究的课题是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针对的是上海市建设法治化国际大都市的需要。从逻辑上说，它要求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城市是不是奉行法治化治理；二是世界城市如何进行法治化治理，其具体状况如何。而如果我们从既成理论关于法治的要求来进行课题研究，将使我们无法在比较饱满的意义上针对主体需求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撇开既成的法治要求从世界城市本身出发、直接面对对象，又可能使我们遭遇第一个问题的困扰。”“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是不是奉行法治化治理，更多地取决于历史和逻辑的推定，     

对公安法学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公安法学教育应该具有公安院校自己的特色的角度出发 ,给“公安法学”定位为“以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为基础 ,以公安刑事司法和公安行政执法领域涉及的法律规范及其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体系” ,并以此为基础 ,对公安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从“三个特色”到“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一、“三个特色”的来龙去脉“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他长期以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渊源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提出的“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