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中心—边缘"理论:世界市场与经济世界

马克思从资本的内在本性出发,推导出资本开拓世界市场的必然趋势。而且在此过程中,必然造就"中心-边缘"的世界分工体系。而布罗代尔以总体历史的方法考察大历史,得出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早已存在的结论,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理论进行阐释。他认为,在经济世界中,"中心-边缘"格局自发形成。中心区对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的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再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长波"现象

<论中国青年文化的"长波"现象>是我曾写过的一篇论文题目,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1992年第一期.如今,重新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整整30年的不平凡历程,我们仍可感受到"长时段"(long term)研究方法对社会经济、政治和青年文化演化所具有的解释魅力.17年前,我对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变化的"长波"现象的尝试描述,是借鉴了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最早是由俄同经济学家康德拉耶夫首创.根据康氏的"长波理论",世界经济以50年左右为一周经历着"升波"与"降波"之循环.     

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吗?

许多教科书和工具书都论定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辞海》“地理环境决定论”条目说:孟德斯鸠同英国的巴克尔、德国的拉果尔一样,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其基本观点是以自然条件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为他认为,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即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产物,人类的体质和心理状态、人口种族的分布、文化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社会的发展都听命于地理环境的支配。《辞海》的这一评价,代表我国学术界不少人的看法。人们这样来介绍和理解孟德斯鸠的地理说,其根据就是孟德斯鸠在地理环境与社会     

地名的文化生态分析——以岭南部分地名为例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既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重性,进而使得地名学成为边缘或交叉学科。作为语言景观的地名,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地名既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又能折射出地理环境的特征,反映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和人类对地理环境特征的认识。此外,它也反映出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关系,体现着文化生态的深刻内涵。     

地理环境与文化创造

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地文的、生物的等等条件。作为生态基石的地理环境可约略区分为两大部类,其一为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及其他有机物质,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环境;其二为生态系统的气候、土壤、无机物质、地形、纬度、海拔高度等,是人类生活的无机环境,     

学风与地理:梁启超文化史中的地理书写

梁启超对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直较为重视,不过前后的认识有所变化。大体而言,早年受"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他视地理环境为一种客观存在,认为其仅为历史发展提供不可改变的物质条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通过考察地理与学风之关系,更深入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可以"陶铸"学风,是构筑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因而将之视为文化史书写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与历史之间关系的不同论述,主要是由于其史学取向的变化所导致。     

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学说理论探究——以《论法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为视角

地理环境学说是西方史学中一套很重要的理论,它强调了自然环境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学说本身便包含了原始的自然法原理即顺应自然。孟德斯鸠作为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发展了前人的地理环境学说,阐述了气候、土壤对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深远影响。但是他的理论毕竟产生于200多年前,现在看来也不那么完善。     

"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对外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数字化时代,这一理念正在以自身逻辑形塑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构着新的"部落化"现实与未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分歧与共识在数字时代传播的每一次对话中呈现出来。在对外传播实践中,主动讲好自身故事并积极聆听他者诉求,才能感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不同成员既应分享共同的利益,也要尊重不同的文明,以传播为桥梁实现有机联结,达成行动的协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无限生机与未来。     

从混沌到觉醒:人地关系的历史考察

人地关系指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形成,是以人类种性的出现为前提,以人类劳动方式为手段,以物质技术为中介得以构建的。在这一关系中,由于人的主体性及其认知能力的存在,从而使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动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根据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多向度需要主动地改造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对自然的不断人化过程中丰富自身存在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探讨和再现这一关系的现实历程,将有助于我们从现代生态危机产生原因的种种观念与思想的迷雾中走出,重新树立以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十二、十三章)

学习目的要求学习这一章,要正确认识劳动在社会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整体;明确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了解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懂得人类社会和自然界     

乡间"画廊"中的人性之光--论李广田20世纪30年代乡土散文的思想倾向

李广田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散文创作以忆旧视角、乡土题材和人性主题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思想倾向.他继承"五四"人的文学"传统,从超越政治、关注人生的独特的文学功利观出发,在对都市文明失望的同时,通过乡间的"画廊",展示出灿烂的人性之光,表现出了弘扬健康人性、以文学的道德力量重塑民族性格的热望.     

论苏轼的《春秋》学思想

在正统观上,苏轼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礼为本,将礼作为国家盛衰之根本,据礼而进行褒贬,从而依礼强调人伦纲常的重要性并阐发尊王的时代思想;在方法论上,因《春秋》将是非之情寓于其喜怒之间,所以苏轼用观其辞气所向的解经方式诠释孑L子之意,以期能更好地理解《春秋》;在历史观上,苏轼将《春秋》看做信史,认为其以历史事实为本,“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对相关史实作出客观评价。     

环境法“生态人”人性预设之否定——基于西方法律人性预设演进的视角

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注意区分法律的人性预设与伦理道德的人性要求，二是必须基于对现实客观的人性标准的认识。作为法律的环境法的人性预设既应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和“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又必须准确把握现实人的人性标准。以这样的基本要求为工具审视环境法理论界的“生态人”理论，就能看出学者们共同采用了“应然模式”，没有注意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与“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且普遍存在不忠实于现实人性，不符合环境法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所以，现阶段不宜直接将“生态人”作为环境法的人性预设。     

Break the Babel Barrier

正Speaking Standard Chinese is a skill that helps peopl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first few years after Abudullah Urashim left his hometown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2 yuan for 50 grams" was the most fluent Standard Chinese sentence that he could say. He left Xinjiang to sell raisins in east China and used this phrase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posed by his customers.     

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的正统史观

东晋中期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将后汉、三国、西晋三百年史事勒成一书,于三国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正统史观.     

从启蒙无神论到科学无神论的转变--论马克思主义对人本宗教观的继承与批判

德国著名思想家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产生过巨大影响。马克思是赞成费尔巴哈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的观点的,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观上,而仅仅是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不能从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本质”中去寻求对宗教的解释,而应当从宗教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的物质世界中,从社会上人们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求宗教的本质,这样才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台湾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民进党的政治版图——兼对“南方政治”定义的探讨

台湾的政治版图已出现所渭"北蓝南绿"的格局,台湾学界有人将南部稳定支持绿营政党的情形命名为"南方政治"。实际上民进党在南部的政治版图从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显形,台湾南部由于本省人占多数的"省籍-族群"分布、具有更厚重本土味的性格与社会经济状况等的耦合,再加上绿营耕耘多年,引导和激发了较浓厚的"本土"价值,目前民进党在南部的政治版图虽收缩,但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使其仍有一定的根基。不过,研究者多数从民进党或泛绿在南部的得票率和政治版图等来分析"南方政治",这种定义是狭义性的,就"南方政治"与南部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关性,从广义上其更应定义为地域意识或地方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它虽与民进党的关联颇深,但在蓝营方面也会有所体现。     

民事法律监督视野中的“先法后检”模式

"先法后检"模式及相关立法造成两次再审,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对恶意诉讼的打击等方面未予以例外规定,拉远了检察院与当事人间的"距离"。为此,检察院应树立科学的执法理念,严格执法,积极与法院合作,确保该模式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论民族文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规避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上看,民族生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的文化在生态系统多样性中的应对、调适与适应,衍生出不同文化下的生计方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生计方式的差异性。地球生态系统本无脆弱性,只是由于特定民族文化作用于生态系统时,出现了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偏离或脱嵌,造成了生态失衡。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乃是文化所致,文化选择与生态系统的匹配性影响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人类要生存发展延续下去,就要将人类文化造成的生态失衡通过文化间的制衡,达成文化与生态系统的耦合。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