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史札记

红河南岸的勐弄土司与“老挝镇北侯”雍正《临安府志》载:“雍正八年(1730年),老挝猛弄寨长白氏投诚归顺”。如此,则勐弄在清朝初年以前曾隶属于老挝。雍正《临安府志》对此情况记录得不够详细,《滇云历年传》作了较详的补充。《滇云历年传》卷十二雍正八年说:“藤条江外三猛边界猛弄寨长白氏内附。纳之。……并缴铜印一颗,大篆宣慰司印,不知何时何处所得者也。”又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七《土司志·勐弄掌寨世系》说:“始祖本白、昂两姓,传至昂之明,袭老挝镇北侯。雍正四年……母白氏率叔白安赴临安投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中国西南边疆的土兵

中国西南边疆的土兵既是少数民族上层政治集团的武装力量,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在明代中后期卫所兵制发生变化之后,政府增加了时土兵的征调,土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清代以后则因为土司制度的变化,土兵的历史作用逐渐消失.     

城市化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重要的聚居区域之一,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亦有较为明显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促进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发展主义思潮建构了人类文明的虚幻现实,这种思潮把城市描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惟一归宿,从而不仅为国际资本攫取经济欠发达地区最强壮的劳动力和最具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现实的借口,更使当地人陷入到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状态之中。     

方国瑜先生

<正>追随先生1953年秋天,我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就开始了与先生的师生缘。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在入学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和杨世强、李近春、和世杰等同学一起去拜望先生。先生住在云大北院两层楼的红砖房中。先生刚进50岁,着中山装,清瘦但很精神,一位地道的学者。先生知道我们是丽江的学生,非常高兴,得知我和     

试论西南边疆的羁縻州

羁縻州是唐宋时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本文着眼于西南地区,结合全国的政治形势,对羁縻州的形成、演变、特点、社会基础及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羁縻州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复杂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不平衡性的客观矛盾。     

近年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之新发展

正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发轫,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学者共同努力、推进西南边疆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2008年,云南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增设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点,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相容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相容性,体现在:后现代形成的多元文化观念拓展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空间;后现代增强了文化资本也增大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写作动力;后现代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创作新环境。看到这种相容性带来的机遇,可以更好地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实现合而不同、多元共通的文化交融。     

宋教仁的边疆史地研究——以《间岛问题》为中心

革命家宋教仁在致力政治活动之余,继承湖南学人经世致用传统和清中叶以后学者们研究边疆史地的传统,潜心研究边疆史地。他为保卫中国领土而撰写的《间岛问题》充分展现了他的学术功力,也体现出宋教仁较新的知识结构和时代的特色,如运用国际法理论进行论证,充分利用日本、韩国等国外资料,同时运用语音学、现代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使他的研究比过去的边疆史地研究有不少进步,他的成果也获得了学术界外交界的重视和好评。不过,限于客观条件,没能进行实地考察和利用中方档案资料,也是宋教仁边疆史地研究中很难克服的缺陷。     

两岸记者“西南边疆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新闻记者于2004年10月16日至30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进行了历时10余天的联合采访。这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邀请了两岸近20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本次联合采访团团长、国务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成果──《中国边防史》读后

《中国边防史》作为第一部研究我国从古至今4000多年的边防发展史研究专著，全面分析总结我国边防历史的特征和规律。本文认为该书内容丰富，目的正确，思想鲜明，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     

论西南边疆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受边境国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蓄意误导,西南边疆一些民众对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因此,加强西南边疆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强化西南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使他们始终与党中央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历史学教授方国瑜先生——纪念方国瑜先生逝世五周年

方国瑜(1903年—1983年),字瑞臣,云南丽江人,纳西族。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193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先后任北师大研究院编辑员,洛阳师范学校教师,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1935年经李根源举荐参加云南界务交涉,并到滇西边区考察,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专著。1936年夏执教于云南大学,1938年后,又连年兼任云南省通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殖民利益驱动下进行狂热的云南考察的"云南神话"时期、冷战政治影响下认识和研究的衰减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学界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热潮兴起等三个阶段。由于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有明显的利益驱动和政治干扰,因而前两个阶段曾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加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研究逐渐回归学术,西南边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众多的民族和复杂的边疆历史,吸引了西方一批新型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视野宽阔独到,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水平跃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服务与美国的社会福音

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政策许可和经费支持下,基督教会在西南民族地区开展了一场以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为主、传教为次的边疆服务运动。该运动虽然受到了美国"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别,两种社会运动在使命、目标和行动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语言、 通事与近代西南边疆族际交往演进

民族众多的西南边疆地区, 同时也是多种民族语言并存的地区, 在民族交往频率低的传统王朝时代,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通常要借助通事来实现。 近代以来, 随着国家的转型, 国家统一与民族语言多样似乎成为一对矛盾, 语言看似成为了族际交往的最大障碍, 然而多整体来看, 决定族际关系的根本因素不是语言, 而是掌握语言民族群体的行为选择。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文体形态的发展辨析

西南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繁衍生息在广袤山区和坝子的众多少数民族,大多拥有自己神奇瑰丽的民族民间口传文学。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变迁,曾在某一时期表现得多样性的文学样式,如今已几乎演化成了各民族的精神内涵。如果抛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等西化色彩十分浓厚的"霸权式"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徼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举措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由于明、清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通过对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专著和论文的梳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主要表现为研究学者不多,研究成果少、不系统,研究视野大多局限于传统革命史范畴,尚未构建起与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相适应的研究框架.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语语体意识的培养

一切使用语言文字的地方都存在着语体意识的问题,以语言为本位,语体意识的习得后于语言的习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住、民族分布和民风习俗,决定了其语言使用的情况是多元立体的.当地民汉交际使用的语言类型是民汉兼用型,其汉语中介语是当地突出的语言特征.因此,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语语体意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适切的汉语语体培养策略,这能有效地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的汉语办公能力,促进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言语交际,最大限度地消解交际带来的言语失误、话语失体及交流阻隔等语用失误现象,从而对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语言和谐、推动边疆民族团结、构建和谐边疆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