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论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是近现代民主国家赖以构造的根本宪法原则。本文阐述了宪法原则的概念和特征,论述了人民主权原则与其它宪法原则的关系,认为人民主权是宪法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人民主权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宪法的精神实质,人民主权是宪法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共和与民主宪政

共和国是千百年来政治法律家们所追求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主义可以使各种社会政治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 ,自己决定自己的事业 ,是近现代人们所推崇的政体的主流形式。宪政主义的核心是废除绝对主权 ,强调对宪法限制统治权 ,确认并保护人民的权利。共和与民主并不矛盾 ,民主是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 ,但民主必须受到节制 ,共和必须接受民主的洗礼 ,民主共和必须由宪法予以确认。在宪政的体制下发扬民主 ,完善共和 ,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求。     

美、法两国人民主权原则之比较

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美国和法国的宪政过程是一部人民主权理论的实践史。两国的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尽管都脱离不了资产阶级的实质,但是在具体的思想来源和权力配置上又各自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契约限权型"人民主权原则和"公意"型人民主权原则。     

宪法价值论

宪法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体现其基本价值。作为宪法的实体价值，人民主权植根于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并成为近现代立宪社会发展的根本导向，在宪政实践的不同层次上得以实现；作为宪法的形式价值，权利——权力秩序的任务在于调整和理顺宪政社会中权利与权力这一政治矛盾的关系，是人民主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这两重价值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必然要求现代社会保证宪法的至上权威，完善宪政制度和组织结构，实现宪法主治     

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 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

本文基于政治宪法学立场,在百年中国宪政历史的脉络中,阐释了"八二宪法"的复调结构、改革属性以及演进逻辑。"八二宪法"的颁行既在于拨乱反正,又在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宪政结构,因此内含着多重逻辑,特别展现为革命与去革命的二重奏以及主权的三重肉身,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实际上是去革命的改革宪法,四个修正案充分展现了改革宪法的属性以及内在演进逻辑,并旧瓶装新酒地内化出一种新的宪政设计。     

论日本政府架空、废弃和平宪法的法理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对日本国主权限制的结果,《日本国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宪法第9条被日本政府解释成为其宗旨并不否定独立国家固有的自卫权。然而这样的解释既偏离了宪法第9条的宗旨,也不能满足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强国的愿望。此后,日本右翼势力曾先后掀起过数次改宪浪潮,意欲废弃宪法第9条。201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本文以《日本国宪法》和国际法为视角,就日本政府和修宪阵营歪曲和平宪法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就限制日本主权的期限和修改、废弃和平宪法的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论证,阐述了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不属于日本国排他性的主权事项。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表述为知情权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近代中国宪制的发展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近代中国制定了多部宪法文件。我们考查其条文,发现其中杂糅了美、德、法等多国元素;制宪者在移植外国制度时,通过"独立的思考"与"理性的选择",甚至有所"创作"。这其中一大创作便是融会贯通各国宪制,对议会主权原则作出重大修正与改良。具体而言,在政体的选择与混合、制宪权的归属、宪法解释机关的变动三个宪法重大问题上,近代中国经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摸索,居然与欧美"先进范式"相较毫不逊色、走到了比较宪法的前列。尽管在制宪事业上有所"创作",近代中国并没有将纸面的制度落实为宪法实践,但这并不能抹杀近代中国制宪者的智识贡献与宪制创作。     

主权在民:源流与反思

主权在民原则系宪法之首要原则。主权在民原则经历了由国家主权、政治主权、议会主权到人民主权的发展过程。主权在民原则既是近代宪法的逻辑起点,又指导着宪法具体制度的建立。主权在民原则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应当厘清、识别和深刻反思主权在民在宪政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与局限。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限权宪法的基本原理

近代的限权宪法与现代的控权宪法相对应。在近代,"限权"不只是宪法的最主要功能,更是宪法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严格限权模式不再适应社会需要,但是宪法的"限权"功能始终存在,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因此,有必要探究限权宪法的基本原理,以期促进现代宪法的更好发展。     

中国基本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当代变迁

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两者在后续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进近现代宪法。中国基本法文化在近代重构了西方宪法文化,由此形成民族化的、保留着一定非立宪主义趋向的中国宪法文化,进而决定、引导和型塑着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变迁。     

论民国时期的宪法史研究——以宪法史著作为例

本文以民国时期宪法著述为主线,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宪法史研究脉络,并对现代宪法研究寄予厚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4届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目录

论文题目专业学生姓名导师权利救济的基本结构及其转型法学理论贺海仁夏勇公开审判权的法理研究法学理论刘宇鹏夏勇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法学理论谢海定夏勇政治与法律之间:寻求违宪审查的正当性法学理论邹利琴夏勇中国传统法的现代转型法学理论沈国琴信春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问题研究法学理论黄金荣信春鹰宪法与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宪政原则的理论、制度分析及其在宪法制度上的构造宪法与行政法学肖君拥李林论警察权及其法律控制宪法与行政法学李英才白钢中国地方基层政府基本单元研究宪法与行政法学王修达白钢改革政府:中、韩、日…     

略谈主权与两岸关系

本文主要根据“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 ,探讨了两岸关系中的主权问题。文章指出 ,主权作为一个宪法和国际法上的概念 ,一般被定义为国家固有的最根本权利或属性 ,是一种只有国家才有的权力。这就是说 ,任何非国家的社会集团、政治实体和地方政府都是谈不上拥有主权的。据此 ,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当然是不享有任何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的 ,台湾当局也不合法享有任何对台湾的主权。但另一方面 ,根据“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祖国统一后 ,台湾可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 ,在中央授权的原则下 ,行使一定的主权权力。因此 ,要正确认识与处理两岸关系中的主权问题 ,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一国两制”中国家主权的行使问题。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启蒙促进爱国救亡运动史实考述——对"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说之批评

多年来学界流行的"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外争国家主权、内争人民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并制定了相应的施政纲领.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变化又在这一基本纲领中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在根据地又把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转化为施政纲领、宪法性法律和人权保障条例,并认真地实施了这些法律.通过宣传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制定并实施有关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法律,中国人民初步懂得了何为民主、何为权利和初步具备了行使它们的能力."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错误之处,就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法制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的考察,忽略了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左派)、各民主党派(中间派)和国民党(右派)三大政治派别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主张反帝反封并行不悖、外争主权与内争权利相互促进的,只有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才是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争取权利的诉求,但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打败.因此,中国近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宪法中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原则的沟通——以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为视角

在宪法原则中，人民主权是逻辑起点，基本人权是终极目标。人民主权表征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本人权保证了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但在传统的理论中二者存在着何者优先的张力。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认为，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形成于公民的自我理解，是主体之间商谈的结果，宪法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法律规则的创造者。宪法中的人权与人民主权原则是同源的，是互为前提、相互证成的；人权使得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人民主权在法律上的制度化是人权本身的要求。因此，宪法人民主权原则与基本人权原则之间的紧张可以通过宪法的有效性而沟通。     

公民经济自由在中国宪法中的重新确立

在中国,从1954年宪法开始直到1978年宪法,公民经济自由均在总体上被宪法所否定。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执政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公民经济自由在1982年宪法中开始得到初步的肯定,并最终在以后的四次宪法修改中重获新生。公民经济自由在中国宪法中的否定之否定,是我们不根据"理性"而根据"实践"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不仅具有知识累积的意义,而且具有改进中国宪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依托中国宪法常识,可以认为中国宪法的真实性在于：在宪法性质上乃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法;在宪法权力结构上乃为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二元权力架构;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方式上乃为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在宪法监督制度上乃为政治主权者基于使命——规律型代表而存在的垄断性与政治化的宪法监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