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体现了在风险社会下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它属于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一定要出现实害结果,而是只要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其侵害的法益应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重大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犯罪客观方面主要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驰,情节恶劣以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危险,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或危险的发生。另外,正确认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重要的意义。     

论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贩毒案件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贩毒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取证比较困难 ,证据获取途径窄 ,为此 ,侦查机关在毒品案件中获取的证据有哪些能被法庭采用 ,从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拟从一是目前贩毒案件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贩毒案件的认定 ;三是诱惑侦查在贩毒案件中的认定等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论刑法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司法认定简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体现了在风险社会下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它属于危险犯,其成立并不一定要出现实害结果,而是只要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即可.其侵害的法益应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重大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犯罪客观方面主要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驰,情节恶劣以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明知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或危险,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或危险的发生.另外,正确认定该罪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重要的意义.     

论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审查

行政机关和法院二者是行使一定权力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而行政行为一旦引发争议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其要接受司法审查,这时就有一个问题,法院应如何对待行政机关对有关事实问题的判断和认定。     

论行政赔偿中损害的认定

因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当被区分为纯粹的事实性损害与法律意义上的可赔偿性损害,而只有后者才是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认定可赔偿性损害必须坚持政策性限制、"度"的限制及相对性与有限性限制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方可建立起一套在各种损害形态中区别出可赔偿性损害的具体的技术性规则,从而为国家行政赔偿责任的准确认定奠定基础.     

论电子证据鉴定的法律规制

电子证据鉴定作为信息时代特殊的司法鉴定类型，为我们解决与电子证据相关的诸多疑难问题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挑战。及时有效地针对电子证据鉴定进行法律规制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而电子证据鉴定法律规制的内容可能涉及方方面面。从对相关术语的界定到对基本原则、基础程序的规范，再到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操作标准，乃至鉴定设备与软件引进的论证和本土设备与软件的研发等等，都是我们在电子证据鉴定法律规制中需要积极关注的重要问题。     

行贿促成的合同效力认定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对行贿促成的合同效力认定莫衷一是。对于行贿促成的合同,从现有的法律规定很难直接将其认定为无效;基于经济人假设,其应当不是因行贿而利益受损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贿赂治理、保护当事人利益角度也不宜将其认定为有效;而将其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既符合法律对合同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时的处理方式,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促进了相关交易的稳定,是最现实、高效的处理方式。     

论警察的酒精检测权

我国将饮酒后驾车区分为饮酒后驾车和醉酒后驾车，但酒后驾车、醉酒后驾车酒精检测值标准及如何实施酒精检测并无相关规定。由于这些规定是原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警察在行使呼气酒精测试权的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应借鉴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警察呼气酒精测试权的经验，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合理构建我国警察的酒精检测权制度。警察在行使酒精测试权时。拦阻地点的选择，应限于已发生危害或依客观、合理判断易发生危害之场所；选择拦阻的对象应借鉴域外的“合理怀疑”理论。不能对涉嫌酒后驾驶的当事人强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     

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可诉性

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具备行政诉讼法上的可诉性,必须结合诉的原因、诉的时机和诉的成本分析来判断。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能否被提起行政诉讼,但以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理论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具备合法的诉的原因、成熟的诉的时机和合理的诉的成本,因此,具备行政诉讼法中的可诉性。     

论司法裁判过程中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

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是法官在审理案件作出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两大关键环节。法律事实是进行司法裁判活动的逻辑起点,法律适用的前提就是准确地认定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却因证据采信标准不同、对待证事实的裁剪视角的差异而内涵殊异,即法律事实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复杂多变的概念束。建构裁判事实的过程尤其要加强正当程序的运用,以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司法程序参与权为核心重构司法程序,厘清正当程序的基本判准,确保裁判承受者的有效参与是经由程序正义达致实体正义的重要途径。唯此,裁判事实的建构才能获致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的获致恰恰是司法裁判结果被人们所接受、认可的重要前提。     

论关联行政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司法认定与介入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关联行政的民事争议较一般的民事争议呈现出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审判实践中分歧较大,主要在于对关联行政的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及司法权可否介入的问题上。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的观点是:即并非违反行政法规的民事行为均为无效,司法应当适当介入到关联行政的涉外民商事纠纷中。既强化法院的审判职能,又尊重行政部门的审批职权,同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程序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法律程序的含义即实施某种法律行为所应当遵循和履行的步骤、方式、顺序和时限.法治的建设离不开公正的程序,因为法律程序是控权的重要途径.行政程序为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所应遵守的步骤、方式、顺序和时限.行政程序分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两个范畴,实现行政程序应当对十种行政程序制度引起重视.     

论证据的可采性

在英美法系中,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重要性、关联性等一起构成证据的属性或要素。只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律容许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因此,证据的可采性关系到证据的接受予否,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的证据法学的改革应当在总体上借鉴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前提下,以英美法系证据采用规则和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必要的补充。     

论行政执法中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及规制——由“钓鱼执法”引发的证据能力理论探究

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手段获得的陷阱证据被大量运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证据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然而由于这种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质,也为其带来种种弊端,陷阱证据的可采性也被打上了问号。加之我国立法缺乏明确的规定,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必须尽快对陷阱证据进行立法及规制,使其走向法制化、明确化、合法化。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