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设立罚金刑易科自由刑之我见

罚金刑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各国做出了种种尝试，其中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被广泛采用。本文在对我国现行刑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不宜增设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     

论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属于财产刑的一种,在我国是一种附加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适用方式有选处、单处、并处及单处或并处四种,适用犯罪范围主要为破坏经济秩序罪、贪利犯罪、其他轻罪,适用主体主要为法人。     

论罚金刑的适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罚金刑作为一种较为轻缓的刑罚,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本文从罚金刑的适用原则、适用方式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三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为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作用。     

论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适用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缺点。分析司法实践中适用罚金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立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完善罚金刑的立法建议。     

浅谈我国刑法中罚金刑适用的几个问题

修改后的刑法大幅度地增加了罚金刑，罚金刑的定义、适用方式，罚金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都应进一步完善。     

罚金刑缓刑适用条件新论

缓刑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缓刑的诸多优越性,本文建议增设罚金刑的缓刑,并对罚金刑缓刑的适用条件进行论述。     

未成年人犯罪的罚金刑适用

1997年刑法中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符合了世界刑罚发展轻刑化的趋势。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处罚宗旨,是采用"从宽"、"宽和"的精神为指导。罚金刑作为一种轻刑,也符合这一宗旨。因此,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罚金刑,是合乎立法原意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各类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扩大适用罚金刑需要解决的问题

修订后的《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 ,加大了罚金刑的适用力度 ,使我国刑罚更加顺应当今世界潮流 ,更加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同各类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 ,但是 ,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适用罚金刑的调查与思考

刑法关于罚金刑的规定,为罚金刑的正确适用和顺利执行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在适用过程中,关于罚金对象、数额、执行等仍存在问题。建议从立法层面、实践运用、检察监督等方面予以完善。     

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罚金刑之比较

本文以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罚金刑为基本视点,在对两者进行对比与分析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刑法罚金刑具体使用情况、刑法罚金刑基本适用原则以及数额裁量方案、刑法罚金刑具体执行程序等内容,期待可以成为相关人士学习和参考的重要指标,从而不断优化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罚金刑,使之能够充分体现其使用价值.     

我国刑法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新应用——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人身危险性虽然理论上存在争议,但其对刑罚的重大意义是被公认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刑罚制度中,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应用了人身危险性理论。我国刑法立法及刑事司法中,虽然体现了对人身危险性的重视,但存在立法未予明确、适用范围不清、操作无据可依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①明确将人身危险性写入10个条文,且有23个条文与人身危险性理论有关,标志着我国刑法对人身危险性理论应用到了新的阶段,体现了我国刑罚制度更趋理性。     

论“两法衔接”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实体衔接——以规制非法集资行为为分析样本

在打击和规制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行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又称两法衔接)机制运作和工作实践中,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即正确理解和适用一事不再理、一事不两罚原则;准确、灵活把握刑事先理原则;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防止刑事司法恣意扩张。目前,检视理论界关于两法衔接机制研究内容的着力点,仍然呈现局限于规范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务虚居多,深入到司法实务中的操作层面之务实研究则比较缺乏,尤其是针对具体(类)个案的情形,开展合理妥适的实体衔接内容研究依然是比较少的,同时也是亟需引起重视和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两法衔接机制开展和运作过程中,实体层面衔接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针对同一行为,基于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双重违法性的存在前提,在处罚层面所涉及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竞合判断和处理模式问题。综合比较各个学说观点并结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现实状况考虑,应当确立和采用并合主义原则为主、吸收原则为辅的适用原则为妥。在坚持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作出的先后顺序不同,需要分别做出相应的不同处理:即在先(行政)罚后刑(罚)的情形下,采用同质罚相折抵、不同罚则各自适用的处理模式;在先刑(罚)后(行政)罚的情形下,采取同质罚不得再次处罚、不同罚则可予再处罚、免刑后可予再处罚的处理方法。     

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不仅是宏观的关系构造,还有微观的勾连论证,尤其是后者,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方向,为了推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融通,就需要在刑法理论上为政策要素进入刑事教义学构建合适路径。在消弭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李斯特鸿沟的过程中,以刑制罪司法逻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刑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可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前者是合法的、狭义的诱惑侦查,其以结果无价值和法益衡量说为法理基础而合法化;后者是非法、广义的诱惑侦查,其表面上符合陷害教唆但实质上应属于滥用职权罪。将刑法原理引入侦查学领域,有利于增强侦查学的学科基础。     

中国古代刑罚中的耻辱刑刍议

本文回顾与探寻我国古代刑罚中耻辱刑的历史轨迹与客观规律,以期对我国古代刑罚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The Scope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Sanctions: An Economic View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considers why some harm-generating activities are controlled by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sanctions while others are subject to some other mechanism such as civi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regulation or the tax system. It looks at the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We seek to identify the comparative benefits of using the criminal law relative to other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 more broadly – why certain specific behaviours are criminalized. The paper argues that an economic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relative merits of alternative legal instruments for bringing about harm reduction can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a number of recent legal developments. It argues also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legislators to combine the use of sanctions traditionally used in one area of the law with sanctions from other areas is more readily explicable in economic terms than in other terms.     

死缓限制减刑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死缓限制减刑弥补了我国刑罚体系的部分结构性缺陷,但也凭添了我国死刑制度的复杂性,对其进行刑法教义学分析十分必要.在刑罚体系上,死缓限制减刑属于一种量刑制度,属于死缓的法律后果之一.在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过程中,应通过体系性思考和类型化构建来引导和规范其标准的适用,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协调、保证个案正义.     

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立法矫治

从规范的角度考查,我国刑法对死刑采取了总则原则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然而,刑法分则在为具体个罪配置死刑中却存在严重的立法精神分离、偏离总则任意配置的问题.抑制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趋势,必须以恢复刑法精神的契合为切入,确保立法精神在总、分则的贯通,为死刑配置确定科学的适用基准,以此实现立法矫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