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内地与香港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

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 间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不能再 以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为依据，从而产生 了两地间仲裁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真空期”。因此，该问题曾一度引起我国法律和仲裁 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种种建议和设想。经过一年多时间 的协商，时值香港回归祖国两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终于达成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安排》（以下简称“安排”）， 两地间仲裁裁…     

论我国商事仲裁裁决执行的区际司法协助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是区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在1997年之前按照《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1997年以后按照《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在目前按照《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根据1992年《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承认和执行,但是该条例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南非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南非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既可根据南非的普通法,也可根据南非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法》进行。根据南非普通法,如果外国仲裁裁决不是终局的,或缺乏有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自然公正,或裁决是通过欺诈方式获得的,或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违反南非的公共政策,南非法院就不会承认和执行该裁决;而南非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法》是为实施《纽约公约》而制定的,不过,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不同。     

区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从执行内地与香港《安排》若干问题谈起

香港、澳门回归后,内地与港澳之间区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不再适用过去的法律依据,内地与香港已达成《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与澳门至今未达成有关承认与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本文通过分析自1999年6月以来执行《安排》的问题,探讨区际间商事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相互执行的途径。     

中国区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委托机制构想

区际民商交往实践呼唤建立区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委托机制，而以《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为蓝本的四法域仲裁立法的日渐趋同的现实是建立委托机制的法律基础，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机制与国内异地法院委托执行判决机制对建立区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委托机制具有可比性借鉴价值。构建这一新型机制可以在尊重各法域司法独立的基础上分简单的文书转递机制，收案（委托）法院代理承认条件审查，受托法院直接执行及免于承认审查，受托法院直接进入执行程序等三个阶段逐步建立。建立我国区际仲裁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委托机制并无法理困难，需要的是区际政治的催生动力及区际仲裁同行的奔走呼号。     

从永宁公司案看公共政策作为我国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共政策的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从中显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领域,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限制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国内外立法对公共政策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轻易动用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凡是能够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归咎于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时,应当援引其他理由,只有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法院才援引公共政策的条款。ICC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之所以被我国法院以裁决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拒绝执行,归根到底是该裁决无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专属于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纽约公约》第5条中公共政策条款与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

《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的公共政策不仅指实体性公共政策(substantive public policy),还包括程序性公共政策(procedural public policy),这几乎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根据国际法协会下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在2000年伦敦会议上提交的《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中期报告》和在2002年新德里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最终报告》,适用程序性公共政策的情况之一就是违反正当程序(due process)。这就使违反《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b项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也可能会触犯公共政策,成为适用第5条第2款b项所包含的程序性公共政策的情形。即二者在适用情形上有重叠之处。那么正当程序条款与公共政策条款在具体适用中应该如何把握呢通过有关国家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审查标准和有关论述,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只关注有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会严重违反正当程序以至损害到一国根本道德、正义观念、法律原则的程度的情形,而一般违反执行地程序标准的外国仲裁裁决不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符合第5条第1款b项要求的,可以以此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论内地与澳门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1999年澳门回归后,澳门与内地在解决两地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处于法律真空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澳门特区仲裁制度不发达的现状有关的.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是大势所趋.澳门和内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达成"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地在达成"仲裁安排"时,要顾及两地现行的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并将<纽约公约>的基本精神和规则揉合在"安排"里,建立一个平稳有效的新机制.     

论内地与澳门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本文探讨了中国区际仲裁裁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法律现状,分析了澳门仲裁制度的发展和解决内地与澳门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最佳途径,深入研究了内地与澳门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为内地与澳门达成“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公共政策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

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尤其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本身缺陷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共政策自身优越性的价值体现。同时,公共政策是一个极其不确定的因素,一国为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可能会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从近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案件来看,对公共政策的严格解释和严格适用是各国法院的发展趋势,国际商事仲裁将会在更加自由和自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兼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效率与公正之平衡:国际商事仲裁内部上诉机制

对于因错误裁决而遭受巨大风险损失的当事人而言,一裁终局并非国际商事仲裁的优点。他们通常会寻求国内法院的司法救济,因此上诉机制的缺失并不能保证国际商事仲裁的终局性和效率。现行司法救济程序不但难以有效纠正错误裁决,反而会严重破坏国际商事仲裁的种种优点。建立选择性仲裁内部上诉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提高国际商事仲裁的效率又能保证裁决更加公正。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003

This survey i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in mattersrelating to choice of law in over 50 civil and commercial casesin 2003. It first present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sesin several tables and then highlights several particular issuessuch as renvoi, inter-temporal conflict of laws, jurisdictionalcompetition between judicia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nd arbitration,and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试论仲裁裁决书的制作

裁决书的制作是仲裁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本文在分析裁决书价值的基础上,剖析了目前裁决书制作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如何改进裁决书的制作,以提高裁决书的制作水平。     

Recourse against Arbitral Awards: How Far Can a Court Go? Supportive and Supervisory Role of Hong Kong Courts as Lessons to Mainland China Arbitr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various circumstancesof recourse against arbitral awards in both Hong Kong and MainlandChin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for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e two jurisdictions, which tracesorigins back to the legal system, judicial culture and arbitrationenvironment. Since Hong Kong's experience in the court's supportiveand supervisory role regarding arbitral awards is more advanced,it should be borrowed by the Mainland in any future potentialrefor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of national arbitration legislation, whether in Hong Kong orin Mainland China, demonstrates different translation phases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Give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two jurisdictions, a perfect arbitration environment inChina should be fostered by combined efforts of both sides.     

论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适度性

关于法院对外国裁决的司法审查,国内学者提出了程序审查论和全面审查论,但都有其局限。仅审查程序不能保证外国仲裁裁决的公正,全面审查又扩大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建立适度性司法审查原则。法院应对外国裁决的程序和实体内容进行审查,但对实体内容的审查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反对法院对实体内容过度干预。对裁决的实体审查仅限于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协议约定审查裁决的实体内容;二是裁决确有明显实体错误,法院可依职权审查。     

完善我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的类比研究

健全、完善的涉外仲裁监督机制,是我国涉外仲裁驰誉世界的重要保障。通过与ＩＣＳＩＤ仲裁的类比研究,看出我国当前在此方面存在以下问题：（１）仲裁监督的内容构成尚存欠缺;（２）裁决撤销理由的设置宽严失度;（３）司法人员对相关法律的理解适用把握不准。针对这些问题,借鉴ＩＣＳＩＤ仲裁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有关立法与实践的具体建议。     

关于广州仲裁委员会近十年被撤销案件的思考

广州仲裁委员会成立近十年,为更好的反映广州仲裁委员会近十年被撤销案件的情况,有必要对其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和分析。本文首先以图表的形式回顾了广州仲裁委员会近十年来被撤销案件的总体情况,然后对被撤销案件的理由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最后就广州仲裁委员会被撤销案件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