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新型金融犯罪的有力案例指导“轻骑兵”

依法惩治金融犯罪是检察机关能动发挥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依附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不断涌现的金融产品，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日趋复杂和翻新变化，传统金融犯罪出现了新领域、网络化、产业化等特点，导致对于新型金融犯罪的认定存在许多盲区和难点。为了明确新型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加强案例指导和发挥指导性案例的“轻骑兵”作用，2023年5月最高检第3次发布金融犯罪指导性案例，从实体法层面和证据指控方面，界定在惩治涉私募基金类非法集资犯罪、通过网络共同伪造货币、在自行侦查工作阶段发现非法经营等案件的适用标准，厘清和指导办案中的难点，全链条追诉涉金融犯罪的黑灰产业，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大局提供及时、有力的检察保障。     

检察机关应用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刑事犯罪也开始涉猎计算机网络.检察机关在办理批捕、起诉、民事行政抗诉、职务犯罪侦查时逐渐涉及到大量的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如何在侦查取证时核实、审查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鉴别真伪,固定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有效指控犯罪成为检察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有必要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加以研究,为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理清思路.     

试论盗窃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

盗窃犯罪具有突出的隐蔽性特征,该类案件的发案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严重侵犯了公私财物,给国家、集体以及公民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由于犯罪后果的危害性极大,人民群众对此反映非常强烈。本文指出为有效地打击和防控盗窃犯罪,在侦破盗窃犯罪案件时,侦查主体应从正确选择侦查途径入手,依法、科学地运用各种侦查措施和手段收集犯罪证据。     

收集证据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在近年的办案实践中，侦查部门与起诉部门紧密配合，办理的案件取证质量较高，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但是，部分案件的部分证据材料的收集与固定，常常为侦查人员所忽视、遗漏。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侦查部门在收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建议。一、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证据收集认定自首的证据材料关系到法庭审判中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问题，因而不容忽视。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犯罪嫌疑人一再声称自己是投案自首的，而在侦查卷宗内，有关的证据材料或缺少或不全面，有的投案自首时笔录上未反映自…     

新形势下贪污案件证据证明力之认定

贪污犯罪一直是社会最关注的腐败现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使得贪污犯罪有了更复杂的变化,犯罪手段具有高智能性和高隐蔽性的特点,而且此类案件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较强,这就给这类案件的证据收集带来更多的困难。本文笔者试从贪污犯罪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角度寻求对该类案件的证据认定，从而实现对贪污犯罪的有效正确打击。     

侦查经营在寄递渠道贩毒案件侦查中的适用

随着寄递渠道的飞速发展,贩毒人员利用寄递企业的监管漏洞大肆进行毒品贩卖活动,就该类案件而言,由于没有实质上的犯罪空间、证据类型单一且无被害人的特殊性,导致案件难以彻底侦破,无法对贩毒团伙实施有效的打击。本文从本质上分析侦查经营的特征,阐述侦查经营的合理运用,对寄递渠道贩毒案件的侦查扩线具有实质意义。在运用侦查经营策略时应合理分析寄递渠道贩毒案件的犯罪模式、作案手段等案件特点,依法围绕人员经营、线索经营、证据经营、阵地经营四个方面展开,深入挖掘案件线索以实现对贩毒团伙的整体打击。     

试论贿赂犯罪侦查中的难题及对策

贿赂犯罪的认定较多地依赖于言词证据，在侦查中常常面临着攻守同盟、证据“一比一”和犯罪形式多样化等问题，给侦查发现、取证和认定造成了困难。破解难题需要打开思路，本文立足实务，围绕侦查当中的逻辑思路寻找切入点，试图对上述难题提出侦查对策及制度建议。     

“黑灰产”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全链条打击实践

检察机关办理“黑灰产”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注重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斩断犯罪链条。办案中应加强身份同一性证据的收集与审查,绑定实名信息的账号依法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计算违法所得时无须扣除犯罪成本。对于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应综合认罪认罚和追赃情况分层处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监管漏洞,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强化诉源治理。     

补充侦查的证据收集与固定

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活动的组成部分。在补充侦查活动中 ,及时有效地收集和固定“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 ,是准确有力地指控和证实犯罪 ,确保办案质量的重要环节。一、对侦查遗漏或新发现证据的补充收集与固定在司法实践中 ,侦查人员的精力往往集中在“破案”上 ,注重收集能证实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据 ,忽视与定罪量刑相关的其他证据 ,造成“证据链条”脱节 ;有的因案情发展变化 ,移送起诉后又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需要相关证据证明。在这些情况下 ,检察机关有必要通过补充侦查 ,将所需证据及时收集固定。(一 )对证明“无罪”、…     

恶意解封微信号犯罪成因及治理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     

网络型开设赌场案件办案难点及处理建议

全媒体时代，网络赌博呈爆发式增长态势，打击网络赌博犯罪已然成为当前司法工作的重要内容。该类犯罪具有赌博场景多样化、规避侦查方式不断升级、共同犯罪率高且成员之间有明确分工、犯罪主体及资金跨地区、跨国境等特征。案件办理面临嫌疑人查明抓获难、电子证据提取难、构罪标准认定难、量刑难统一等困境。对此，检察机关应提高电子证据提取分析能力、提高司法办案人员的执法能力、完善法律法规等依据、建立公检法协作办案机制，以破解取证难题、把握办案规律、统一法律适用前提、更好形成办案合力，促进该类案件的有效办理。     

违法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对于诱惑侦查而言，“机会引诱”因本为合法之侦查取证行为，故其所获证据当为合法，可作为法庭审判定案之根据；但“犯意引诱”作为一种违法侦查行为，一旦成立，则应当排除其所获之全案证据。违法诱惑侦查，系国家制造犯罪，已经逾越侦查犯罪之必要程度、违反宪法对于基本人权之保障、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并无意义，因其在性质上已经属于极端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对于违法诱惑侦查所获之证据，无论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均应一律排除。如果被告在审判中提出其遭受侦查机关违法诱惑侦查的抗辩时，类似于被告提出其遭受警方刑讯逼供的抗辩，应由检察官承担证明该阻却犯罪成立事由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且由于该事实为直接影响被告罪责之实体事实，因此，举证时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法则，并应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的程度。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金融犯罪穿透式打击、全链条治理

最高检发布第四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突出高质效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的工作要求，更好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张业强等人非法集资案指出，要穿透式认定合法私募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对将部分集资款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不能径直否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要根据资金实际去向、投资经营实际情况等综合判断。郭四记、徐维伦等人伪造货币案指出，向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专门用于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的，应当认定具有伪造货币犯罪的共同故意。行为人虽未直接实施伪造货币行为，但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十分重要，可以认定为主犯，并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数额负责。孙旭东非法经营案明确了利用POS机套现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所违反“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强调在研判必要性和可行性后依法开展自行侦查，推动对金融黑灰产业的全链条治理。     

链锁巨贪——太原市院查办“6.16”系列案件纪实

[核心提示]修改后的刑诉法的颁布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查办"6.16"专案,新的侦查模式显现雏形:办案重心前移,依靠秘密初查掌握主要犯罪事实,获取主要证据材料;依靠口供或辩解反映的线索深挖细查犯罪;依靠侦查获取的全案证据材料,综合分析,对所认定的事实排除合理怀疑,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嫌疑人有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和手段多样化,犯罪行为隐蔽性,犯罪扩展迅速,证据毁灭容易等特征,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挑战,主要表现在对管辖权划分、对刑事证据、对侦查措施适用等方面。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提高网络犯罪案件侦破工作效率,本文认为刑事侦查中应该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重新构建网络犯罪管辖制度、重视证据搜集与规范化工作、健全网络犯罪技术侦查,并明确侦查机构的职责与权限。     

网络赌博犯罪的网络警务研究

网络赌博犯罪作为集网络犯罪与赌博犯罪于一体的新型赌博犯罪,具有隐蔽性强、时空跨度大、监控困难、危害极其严重等特点。网络警务是公安部门对网络赌博犯罪所采取的侦查、打击、取证及使用网络技术手段等的警务活动,其重要方面是侦查。提出网络赌博犯罪侦查策略主要有从网络平台入手进行侦查,从人员到案件进行侦查,从赌资流动链进行侦查几种形式,强调刑侦、网监、技侦相结合,建立适时打击的侦查理念;针对赌客登录赌博网站,通过网络赌博集团,利用网络视频等进行赌博活动的,提出相应侦查方法;认为侦查的主要难点是传统证据固定性与电子证据虚拟性的矛盾,侦查管辖确定性与网络犯罪跨地域性的矛盾等。     

检察机关开展技术侦查措施的必要性研究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智能化、组织化、隐蔽化的特点，传统侦查措施在查处该类犯罪时已显得力不从心。此外，现代侦查模式的转变和律师法的修改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检察机关极有必要开展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应对。     

涉众金融犯罪公安取证路径研究

涉众金融犯罪专业性强、行为方式多样、涉案范围广、涉及数额大、受害人员众、证据数量多。罪刑法定原则下，证据的收集与固定是刑事案件侦查的核心和关键，关乎案件的侦破和定罪量刑，而取证问题又是涉众金融犯罪侦查的瓶颈。涉众金融犯罪案件的海量证据与公安机关有限侦查时间内依法严格取证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对此，需要调整涉众金融犯罪取证思路，改变涉众金融犯罪案件原有取证方式，对具有规律性的海量证据进行抽样取证，提升讯问能力、突破口供难题，增强电子取证技能，加强侦查队伍能力建设，实现高效取证的同时确保证据符合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证据证明力要求。     

豁免规则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作用

在检察实践中，要让贿赂犯罪的嫌疑人如实供述比较难，要促使其自首就更难了。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遇到的若干难题，探讨此类犯罪案件侦查的程序保障机制。一、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障碍贿赂犯罪侦查中遇到的障碍主要源于该类犯罪的“对合性”。所谓“对合性...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侦查终结的条件包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等方面，其中犯罪事实清楚不仅包括实体法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事实；证据确实、充分既要考量单个证据的基本属性，也要考量证据之间形成体系具有排他性；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涉及到管辖分工以及具体的侦查措施的采用及其力度，法律手续完备是衡量侦查活动是否严格依法进行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