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与转型

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在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失的形势下，上合还要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体系出现新的特征，要求上舍组织必须在已有的安全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理念创新和转型。本文总结上合组织互信机制的基础和安全合作理念的基本因素，强调安全合作转型必须以“上海精神”为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意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目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举措，突出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从时空整体性上谋划和布局，...     

东盟与东亚新地区主义

东亚新地区主义近年来备受关注,参加东亚合作的各方在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内涵、特征等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东盟是东亚新地区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推动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入了解东盟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理解,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高度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但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持续深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来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对接。     

大变局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的多边路径和议程设置

随着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演进,通过多边路径深化战略协作,成为展现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普惠价值和世界意义的重要面向。在地区冲突延宕导致的安全困境、互动范式转变加剧的发展困境、战略互信赤字构成的治理困境,以及各国角色认知变化引发的秩序困境的复杂挑战下,中俄两国需要在自我定位、共同感知和外部需求的三重驱动下,把引领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发展作为深化战略协作的最佳实践区。一方面,协调上合组织的治理重心和功能边界,平衡机制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挖掘互补优势和创新潜力。另一方面,提升金砖合作的环境适应力和韧性,协调多元诉求并强化利益融合,借助“中俄经验”探索合作试点,提高风险识别与对冲能力,将多边框架下的战略协作实践,作为建设性改革完善国际秩序,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中俄方案”。     

地域主义与韩国民主化转型：一种过程分析

本文以为地域主义对民主化的消解仅仅是地域主义的一个面相。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重新论述，有助于勾勒地域主义在民主化演进中的完整图景。之所以选择地域主义作为分析韩国政治演进逻辑的切入点，原因在于传统研究往往热衷于制度本身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模式，而制度生成和更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内在动力却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从韩国历史上看，地域对抗的空间形式对选举制度的演进、国家的成长、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热点

A乌兹别克斯坦上合撒马尔罕峰会成果丰硕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撒马尔罕举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上合大家庭”的首次线下全员聚首,举世瞩目。据世界银行评估,2021年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加上伊朗,GDP总和已达23.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6510亿美元。     

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战略核心地区。随着东亚制度化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东亚战略的走向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概述了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东亚战略的得失,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通过与地区内各国达成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为中国地区战略的优化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展望未来,中国应推动创建东亚利益共同体,全面推进东亚合作,确立基于开放地区主义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战略路径。     

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前景

当前上合组织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转型点,新形势下的上合组织需定位为一个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新型国际组织。目前这一角色定位的转变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的全球定位理念,客观地反映出中国不断增长的世界影响力、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抱负。这一理念合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虽然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原则上它们之间互不冲突,完全可以互相兼容。当前它们之间对接合作的关键问题,主要涉及多边利益的协调。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中亚国家不可能忽视中国的倡议。它不仅可以为丝路沿线各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机遇,还将为区域合作注入新鲜活力。哈萨克斯坦愿意与中国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信息相通等领域开展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20年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两个多边协议——"上海五国"成员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1996年)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7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两份对亚洲大陆而言具有完全创新意义的文件。而上合组织本身也成为政治创新的推动者:2007年签署的《上合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欧亚地区第一个此类多边法律文件,它标志着基于"上海精神"原则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形成新的品质。"上海精神"如今与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起,在国际政治语汇体系中稳固地占有一席之地。上合组织不会转变为军事集团,这一点至关重要。上合组织所在地区是经济贸易互利合作的巨大平台,是实施涵盖几乎所有经济部门联合项目的巨大场域。上合组织经受住了新冠病毒的考验——成员国高度团结,积极互助,与其他一些多边组织成员国不同,上合组织各国并没有采取所谓"各尽所能,自己救自己"的做法。总的来说,上合组织几乎在所有领域开展了合作或建立起了联系:科学和技术、贸易和投资、交通、农业、文化和艺术、旅游、健康和体育、青年和妇女交流、展览会、艺术节,等等。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合作机制,而这是由其宪章即章程确定的。     

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

拓展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扩散规范是其拓展利益的重要方式。欧盟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以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推进经济关系融合；以增进互信和共同安全为目标，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以人本理念为倡导，提升欧盟文化与国际影响力；以民主与人权为内核，推广欧盟核心价值观。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欧盟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利益和影响，而且显示了区域间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征。随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基础出现松动，规范扩散的多边主义环境发生变化，东盟的规范需求与区情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尽管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仍具影响力，但欧盟也需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积极调整，不断探求契合欧盟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践行开放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提出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并以"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分论内容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作出部署。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对于我国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增强经济地位、更积极深入地参与全球...     

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

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蔚为壮观，其中美式小多边合作占据较大比例。尽管探讨小多边主义的文献日益丰富，但大多囿于小多边主义的固有共性，对其差异性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小多边主义在理论阐释上仍存在模糊性，它可以兼具区域性与跨区域性、排外性与融合性、针对性与综合性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主导的小多边合作更是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作为全球性霸权国，美国构建的小多边合作受自身护持霸权和塑造印太秩序的战略目的牵引而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针对性、融合性及安全偏好四个特征，并在美国塑造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在全球层面充当“北约印太化”与“印太北约化”的“连接器”;二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有力工具；三是承接美国盟伴体系的融合与发展；四是推动美国安全合作从传统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价值观等领域拓展。其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     

新地区主义的特点与成因

从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起 ,由于两极体系对峙的缓和 ,欧洲单一法案的出台与实行 ,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洲以“以一个声音说话”导致的对欧洲“堡垒”的担心 ,以及美国的地区主义政策转向等因素 ,使 70年代以来一度停滞的地区主义 ,重新掀起了发展的新浪潮 ,人们惊呼“地区主义又回来了”。[1] 伴随着两极体系的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90年代的地区主义更是向深层次、多维度发展。为了将 80年代以来发展的地区主义与以前的地区主义相区别 ,学术界将之冠称为“新地区主义(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2 ]新地区主义的特点2 0世纪 80年…     

中亚新地区主义与上海合作组织

本文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中亚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以及发展缓慢的原因.传统的地区一体化理论范式存在其合理内核,但不足以涵盖所有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亚地区的一体化需要具备综合性、无霸权和机制化等条件,可以把这种新地区主义模式称为"战略一体化".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建设的过程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中亚地区一体化的条件并没有完全具备,导致一体化机制建设进展缓慢.中亚地区的重要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前期成果、合作领域、合作理念、机制化建设等方面为中亚一体化提供了条件,与中亚新地区主义模式的本质特征相契合,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为中亚的一体化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会.     

新程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思想和行动力量。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入新征程。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成效、挑战与应对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它的提出标志着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将首次应用于欧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信而不同”的模式,成员国相互信任的制度化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扩员后新老成员国悬而未决的争端以及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复杂认知,使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难以维持制度化的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面临挑战。为应对上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建立争端调解机制,避免争端“冲突化”,使相互信任可持续;深化经济合作,为相互信任赋能;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独特性的同时,通过人文交流使彼此间的信任内化,促进各国对“上海精神”和“新五观”的认同,进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构建走向成熟,并为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上合经验”。     

中和共发论：“一带一路”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国际发展的倡议，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一倡议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其理论基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和共发论，基本逻辑是打破西方制度主义迷信，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充分尊重世界各地多样性的基础上，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国际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十年实践证明，中和共发论突破了欧美国家倡导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开创了开放创新共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

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在发挥功能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构建集体认同等方面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欧盟在中亚推进的"规范性外交"却遭遇诸多瓶颈.因此,欧盟也在调整其中亚政策.2019年,欧盟启动全新的中亚战略,将"连通"作为核心理念,推动中亚扫清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障碍和制度障碍,"涓滴"欧洲化的治理模式.但这一新战略的推进存在较大的难度:一是缺失地区合作的双赢思维,导致有效多边主义难以实现;二是过分强调地区治理的条件性和规范性,束缚了合作的灵活性;三是集中关注民主和人权议题,引起中亚各国的普遍不安.在国际大变局下,欧盟的中亚治理需摒弃零和思维,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伙伴而非对手,才能推进中亚善治的目标.     

全球海洋治理的未来及中国的选择CSSCI

全球海洋治理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兴起、发展,并在区域和国际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两条途径。当前,海洋治理的全球主义路径正面临逆全球化、民粹/民族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挑战。海洋治理的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路径各有优势、相互补充。面对全球性、跨区域海洋挑战与威胁,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海洋治理必不可少,而区域主义的优势也将慢慢融入其中,并形成“混合主义”的海洋治理路径。对于中国而言,倡导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海洋治理路径,并推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海洋治理合作,将是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重建中争取更多话语权、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较为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