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算法化的证成与风险: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属性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对于治理领域产生的变革要求在理论上予以重构与创新,将人工智能置于治理的内部“理论证成”与外部“风险识别”的二阶结构中提出并论证治理算法化这一分析框架,不失为一条在人工智能时代探讨治理变革的有益进路。治理算法化成立的先决条件除了“可计算化”模块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重塑治理的边界。其源起既是治理信任补强之需,亦有个体化时代建构集体行动之必要。治理算法化应始终秉持以人为尺度的应用逻辑。治理算法化存在“道”与“术”的异步困境,即存在商业逻辑优先于治理逻辑、算法偏见内化为公共理性、技术权力泛化为液态监控以及拟态真实取代治理情境等风险。因此,治理算法化仍须进一步促进技术与人的和谐关系。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路径与重点

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其直面具体的公共问题,所以对精准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从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和治理任务等基层政府治理的特征及其暴露的问题来看,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路径理应包括强化基层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规则、应用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实现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回归。此外,为了确保基层政府精准治理的稳步推进,理解精准治理的动态特征、完善顶层设计、合理界定“治理域”以及防止技术治理制造复杂性等关键问题应当成为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缘起、风险及治理

社会救助当前正面临从救助绝对贫困到救助相对贫困、从被动救助到主动救助、从社会救助不均到精准社会救助的阶段性跨越，以人工智能、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救助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化转型成为社会救助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技术应用也成为社会救助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新路向，通过“工具-价值-治理”的渐进式框架予以分析，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中存在数字识别失效、数字规则异化、数字系统封闭、数字体系割裂等失灵危机。针对数字化转型中的失灵风险以及现有救助逻辑中的冗余程序，提出数字化社会救助的新流程，并通过凝聚两端资源、明确人本价值、构建开放体系以及制定统筹制度消解数字失灵危机、夯实技术运行底座，助力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     

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表征、危害与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开辟了信息传播的新境遇，也给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行动逻辑。借助大数据、智媒载体、算法算力等技术手段，历史虚无主义在出场方式、影响受众、手段策略等方面呈现出更加软性和潜隐化的特征。相较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惑性”更为强烈，“社会危害性”更加凸显，其隐蔽式歪曲着历史认知，扰乱网络生态秩序；沉浸式消解着国家认同，撕裂价值共识；颠覆式弱化着政治信仰，制造“西化”陷阱。为此，通过构筑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匡正大众历史认知增强历史自信、健全法规制度约束监管机制、抵御智能算法漏洞、完善智能治理等实践举措，以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侵扰。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政府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政府治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样化民考官机制”、“李沧区社区协调理事会”、“莱西市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董家口港建设模式”四个案例,从经济、政治、社会整合、文化构建四个方面分析了青岛市政府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实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调动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积极倡导新型行政文化.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研究述评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具有规模小、治理不规范、有影响力的组织数量不多和受到政府诸多约束、慈善文化色彩不强等特点。从理论和现实分析层面究其发展困境形成原因，“组织外形化”“支配性功能协作关系”理论来解释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从内部生存制约因素、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监督、法律体系建构等方面来探讨。因此，要走出发展困境，需探究统一培育、政府支持、市场化、三方合作、综合五种发展模式；发展策略主要集中在与政府之间关系、组织能力建设、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当前，学术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侧重于提出“理想型”的理论模型；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呈现“流于形式，隔靴搔痒”症状；研究方法存在国外经验理论“水土不服”，本土空洞化的理论概述居多，实证性的研究缺乏。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算法政治“三角”关系的构建：稳定性逻辑与可能性建构——以抖音算法为例

资本、权力和权利是算法政治“三角”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网民对算法政治编程、算法政治画像、算法政治建模、算法政治“瞄准”、算法政治推荐的无知使其在“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政治权力与资本在算法上的运用，强化了“弱三角”关系。“弱三角”关系导致强化政治思维与弱化政治思维并存、强化政治价值与弱化政治价值并存、推动政治利益实现与阻碍政治利益实现并存、普及政治忠诚与固化政治圈层并存、算法黑箱与算法透明并存、精准投喂与算法失误投喂并存。应通过“强三角”构建、“强三角”粘连、“强三角”牵引、“强三角”移动建构“强三角”稳定型关系。     

个人极端偏见犯罪的发生机理与预防机制研究

个人极端偏见犯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犯罪发生根源上去理解和把握其基本特征；导致个人极端偏见犯罪的原因很复杂,在预防机制上,应倡导社会“去”偏见化、加大社会支持与互助.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公共利益的历史演变与实现路径

在公共利益的追寻过程中，政府应该转变治理思维，从管制社会到服务社会；转变治理方向，从发展经济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创新治理方式，改变政府独控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一道形成治理合力，提高实现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能力。     

现代化视域下大城市价值治理逻辑阐释

大城市价值治理是根治“大城市病”等相关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认知发展的规律与结构,大城市价值治理的必要性渐次体现为现象、行为与制度治理等层面。大城市价值治理内蕴“对价值治理”“借价值治理”和“为价值治理”三重之维,经历了从科学、人本、永续到创新主导的范式变迁。结合大城市治理的历史经验、客观现状与未来走向,大城市价值治理应当确立以复杂、民主、想象、法治、文化、健康为基础支撑的C-DIRCH框架。同时,针对价值偏见、价值分歧等现实挑战,要通过加强价值表达、价值协商、价值保障、价值自信等应对之策,有效保障和提升大城市价值治理的效能。     

网格化管理中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难题与破解——以K市为例

网格化管理中，普遍存在着普通群众参与度不高，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参与少等难题。对此，可通过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予以破解：强化党建引领，以网格为基础治理单元，构建纵向到底的“七级”党群联动工作体系和横向到边的网格化区域党建格局；建立外网，强化群众、社会组织参与和考评；建立线上线下“双通道”参与机制，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智力资源，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能力。     

“乡村技术治理”的“三重追问”

“乡村技术治理”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理解这一命题，需要三个视角。从其本质来看，它倡导运用“科学管理”塑造乡村治理体制，依托“专家群体”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借助“治理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从其价值指向来看，它强调以“科学管理原则”解构“经验管理”,以“专业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通过“治理工具的技术化”提高治理效能；从其实践举措来看，它需要推动“技术下乡”,促进“技术赋能”,以达到“技术赋权”的最终目的。     

智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转型：运行逻辑与创新路径

城市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顺应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不仅有利于推动城市治理工具、治理效能与治理流程的优化升级，同时也能为城市经济平稳增长持续赋能，并且通过数字消费技术与场景营造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宜居、更智慧、更包容的美好生活需求。从“技术驱动”的信息城市到“应用驱动”的智慧城市再到“场景驱动”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城市，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也随着时代发展与进步融入了新的发展目标。当前我国正处在由智慧城市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实现社会生产活动的空间载体，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绿色低碳”“多方参与”的新发展目标。为此，需要从战略层面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技术层面完善技术基础建设、创新层面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主体层面推动多方主体参与来助推智慧城市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城市转型。     

技术变革与我国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及其反思

在当代全球技术变革驱动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国正在从"总体—支配型"社会逐步过渡到"制度—技术型"社会,而互联网技术嵌入到城市治理中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发展。近些年来,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和应用下,一种新型的"系统—协同型"社会及其城市治理方式也即将形成。技术变革与城市治理在权力结构、组织方式、时空关系等方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而城市中的"人"扮演着被治理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并成为城市治理逻辑转变的核心。未来需要警惕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的肆意扩张,守住人本治理的底线和培育包容性的治理胸襟,处理好技术、制度与社会的关系。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深化“雪亮工程”建设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乐山市为例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正在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人类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跃升，科技的进步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以乐山市“雪亮工程”建设为视角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乐山市“雪亮工程”建设已经初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同时，还发现其存在视频基础仍然较弱、联网壁垒仍然牢固、数据应用手段较少、实战应用仍然不够等问题。针对“雪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进建设；严格标准规范，健全监控网络；聚焦服务一线，破除数据壁垒；落实运行保障，推动实战应用；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的创新，确保跟上时代节拍、堪当时代重任。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