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自由裁量权与街头博弈:贫困治理情境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L乡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乡精准识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情境经历了从制度情境到行为情境再到关系情境的转换。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的嵌入过程中,国家通过技术性的标准嵌入、识别流程的无缝隙对接及对标准的监控等机制,构建了贫困治理场域的"控制权"。在贫困治理制度情境向行为情境的转换过程中,基层官僚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贫困识别在实践中呈现标准的"合法性变通"、识别流程的简化及特定贫困群体被故意"剔除"等面向,"强约束下的变通"成为精准识别政策执行中的形态。而在贫困治理关系情境的场域,基层官僚与村民通过对博弈情境的控制及"违规空间"的建构,贫困治理关系情境在实践中是一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关系。贫困治理情境路径的转换,体现了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呈现规则软化的特性,国家在贫困治理场域是以一种"有限国家"的角色存在。     

“全景式”反贫困安全网治理研究

社会救助制度是贫困群体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在保障弱势群体和抵御社会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新时期,"全景式"反贫困治理面临支出型贫困、阶层固化、贫困代际传递、救助成本攀升矛盾等新风险,制约社会治理的功能发挥。以"全景式"反贫困安全网编织为切入点,统筹城乡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需运用积极的社会政策组合工具,借鉴国外安全网编织技术经验,整合低保救助制度与专项救助制度无缝衔接,推进制度整合进程,保障公民生存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历史经验

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视角的分析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历史经验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治理理论为指引,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中国化;坚持走中国特色贫困治理道路,着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大格局;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推动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创新;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贫困治理终极目标,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内在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中国共产党在贫困治理事业的领导地位,着力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为贫困治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工具主义贫困治理的内在张力与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中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式贫困治理成功的制度密码。然而在精准扶贫中,同时存在因国家过度运用工具理性的政策手段提升自主性,导致官员形式化应付、数据俘获治理、"交换式"干群关系等消解国家治理有效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工具主义僭越和协同治理缺失是国家自主性流失和贫困治理绩效缩水的主要原因。从国家与社会嵌入协同的视角,形塑基层官员的责任政治观念,构建政府组织内部跨部门协同机制,探寻政府与企业、贫困户之间伙伴式协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政策到户与脱贫攻坚的治理术——对“入户”的社会学考察

脱贫攻坚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是将国家贫困治理的政策单元缩小至户(即“政策到户”),从而极大地凸显了户的政策意义。县域脱贫攻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围绕户这一政策单元持续发力,并将“入户”塑造为脱贫攻坚的治理术：作为技术策略的入户,主要表现为由三个政策推展结构形成的入户工作链,即贫困识别政策推展结构、精准帮扶政策推展结构和成效评价政策推展结构;作为制度安排的入户,主要是通过规范入户帮扶的组织与管理,分别从政策和情感上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其中,政策激发使贫困户充分感受到国家的可及性,情感激发则塑造出一种帮扶型干群关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后脱贫时代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遇、挑战与对策

进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及农村综合治理成为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农村相对贫困受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性、长期性、多维性、动态性与复杂性等特点。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有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以及农业科技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有着多维相对贫困识别难度大、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与不确定致贫因素带来的挑战。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健全贫困治理机制,给予经济政策倾斜;提高群众致富能力,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政治前提,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其政治性群团的组织定位,在科层化的组织形式与整合功能所需的运行模式之间实现协调和取得平衡。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制度前提,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须通过有效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重塑带动组织重塑和政策重塑,推动青年工作和共青团工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树立起制度优势。以党领导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为切入点,共青团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提高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进而助力国家治理效能的发挥。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生成图景、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反贫困斗争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尊重规律、文化滋养、模式创新的原理逻辑,党的领导、伦理指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以及增进人民福祉、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逻辑,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生成奠定了基础。历经制度革新萌芽、制度建设探索、体制改革深化、规模扶贫开发和精准体系优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的基本框架最终得以确立。着眼于“后扶贫时代”的复杂环境与现实形势,新阶段贫困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返贫防控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序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才能优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创新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实践。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挑战、趋势与战略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会随着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贫困治理依然面临消除绝对贫困、区域与城乡差距、脱贫后返贫以及"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等新问题的挑战,但贫困的标准及内涵、贫困的治理目标、对象、制度设计等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转变。为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和转变,做到承前启后,2020年后中国应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行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长效减贫机制。     

精准扶贫实践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涵概特色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反映于治理效能。作为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精准扶贫历史性完成消除我国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样的成就全面展现了治理效能，衬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优势。后精准扶贫时代，要让脱贫基础稳固，成效可持续，这就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的标准阐释与路径建构

相对贫困治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目前,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诸多重大难题,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群众的内驱动力有待增强、主体能力有待发展、社会关系有待完善、精神生活有待丰富等。推进相对贫困的有效治理,要从人的需要、能力、社会关系以及个性的全面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价值标准。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完善兜底保障政策、借鉴精准扶贫经验等路径促进相对贫困群众的全面发展,逐渐缩小贫富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     

资产建设在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中的应用条件分析

以收入为本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缓解贫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行的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缺陷尚不能缓解支出型贫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资产型社会政策要求政府以转移支付部分资源的方式来刺激贫困人群主动对未来资产的积累，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从而可以彻底地摆脱贫困。在现有政策条件的基础上引入资产建设的内容，建立“低保＋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家庭发展账户”模式，探索出一条以长远利益为根本的，可持续的农村贫困救助模式。     

社会保护:城市反贫困治理的新方向——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贫困现象日趋严重,必须将开展城市反贫困治理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确保城市反贫困治理取得实效,就必须顺应形势变化,采取社会保护政策,进行有效的治理与应对。社会保护是对传统城市反贫困政策的新超越,它增加了对脆弱性和长期贫困的关注,将反贫困治理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强调经济与非经济措施并施,主张贫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近年来广州开始将"社会保护"的新理念融入到城市反贫困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广州经验对全国各地开展城市反贫困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贫困问题已逐渐由农村贫困发展为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的局面.本文考察了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和总体贫困状况.并对国家反贫困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现行反贫困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按照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理念,建立统一的城乡贫困标准、监测体系和国家反贫困政策,树立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并重的理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     

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张力和可持续研究

虽然农村精准扶贫进入最后两年,完成任务可以预期,但是在贫困治理上积累的经验和产生的教训,对于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依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总体上说,现有的农村治理对于精准扶贫是有效的。但在实践上依然存在着理想与现实、行动与需求的两个张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村治理并没有因为精准扶贫干预行动而得到有效改进,不论对乡村振兴还是2020年后的新贫困治理,农村治理依然还有完善和创新空间。探讨如何消除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张力,将有助于确保农村贫困治理效用的延续和乡村振兴的推进,也是当下非常重要的研究和政策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分析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为贫困治理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资源相结合,中国扶贫事业与全球扶贫事业相结合是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举措。以制度变革为基本前提,以党的领导为坚强保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途径,以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的主要特质。     

政策网络视阈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制

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效力。政策网络开辟了中观研究视角，成为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之间的纽带，也超越了多元主义视角研究局限，构建的是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维互动机制，可以重新审视政府治理能力问题。在政策网络视阈，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策网络中各主体协同互动程度和政策网络开放程度的影响。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政策学习”提高各主体间协同互动程度；通过“政策社群”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通过“资源均衡化”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