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促进法》视域下村民自治的优化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发挥好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村民自治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民自治过程中普遍存在村民对村庄事务关注度较低、自治主体结构失衡、自治能力较弱等问题。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关注度；建立体制机制，积极吸纳人才；规范权力运行，提高自治水平；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治理效果来优化村民自治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吸引村民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落实好《乡村振兴促进法》,助推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

根据公共交往类型及其承载的空间场所，可以把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生活性、娱乐性、生产性以及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由封闭、静止、同质走向开放、流动、异质，个体逐步从原有的宗族、家庭、阶层、社区、集体之中抽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逐渐趋向衰败，这对乡村社会整合产生不利影响。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建构乡村公共性，着力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关键是发挥村庄积极分子和各类精英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用。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方向是,一方面通过组织创新不断强化村民自治,另一方面下派干部推动国家对乡村的行政干预。但是治理的效果欠佳,其原因在于公共事务治理缺少有效的组织载体,在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下,现有村级组织既不能有效地完成行政工作,也不能有效地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公共事务不仅涉及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更要强调农村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公共事务治理是村庄社会存在的基础,目前,完善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剥离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恢复村级组织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凸显公共事务治理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干部驻村”是在村民自治乏力的背景下,国家介入乡村社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兼具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党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理论逻辑,不仅推进了国家乡村治理目标从围绕实现村民自治延伸到聚焦“治理有效”,也体现了执政党强化“基础性权力”取向下的“党建引领”。从实践价值看,“干部驻村”通过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国家力量、目标任务的政务属性、治理过程的规范化,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干部驻村”通过重塑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夯实经济基础、增强参与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实现对村民自治的赋能。     

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调研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根据乡村社会现实探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建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主体责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因些应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积分细则制度的完善、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等策略,推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效能的有效发挥。     

主体有效互动: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关键

乡村协商主体是个体农民,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协商实现对乡村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推动乡村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乡村监督实质化。但是,乡村协商主体在互动中存在诸多困境,主要是:公共理性缺失与个人利益滞留、平等协商不足与精英操控极化以及公共空间萎缩与协商成本增加。进一步优化协商主体互动的路径在于:调整利益结构,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政治文化,促进参与制度化;重构公共空间,发展非政府组织。     

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路径探析——基于贵州“村BA”的经验启示

建构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贵州“村BA”以其特定的乡村文化场域、普通的文化主体、本真的文化形态，通过多样的文化载体推进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出了底蕴深厚、生机勃勃的乡村文化空间。凸显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与尊重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以文化联合发展的形式保持文化样态的本真纯粹，以乡村文化振兴牵引乡村产业兴旺，是“村BA”的成功经验。基于乡村文化式微的现实，必须对乡村文化空间加以重塑。借鉴“村BA”的成功经验，可从党建引领、主体回归、传承创新、文化交融、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空间重塑的有效路径。     

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及其超越

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和秩序根源,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全面体现为认知主体、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三个维度。强调农民主体性是文化治理的核心要素,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农民文化空间萎缩、文化主张失范、文化阐释失语等主体性缺场困境,严重消解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通过夯实农民文化主体地位、优化乡村文化制度建设、重构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等多维渠道,充分激活农民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属性,实现农民主体性的“重塑”和“再生”。     

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

村庄公共空间得以维持离不开四个要件：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与事件、公共资源。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导致乡村组织权威不断衰弱的农村政策使得公共空间不断萎缩，这个过程也是村庄日益陌生化，亲密社群、村庄共同体不断解体的过程。公共空间萎缩会导致的集体记忆衰退，引发农村社会的价值危机、伦理危机和治理危机。当前必须增加国家常规力量对农村的渗透，通过它们来鼓励扶持农民自组织，由此拓展社会公共空间。     

村委会直选后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模式分析——基于山东省X镇的案例

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下，乡镇对村庄既有控驭的现实必要，又受到来自村民自治制度的掣制和村庄的民主压力。对山东省x镇的调查发现，乡镇政府一方面借助包村干部制度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两项正式的行政制度介入和控制村庄，另一方面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庇护主义制度对村干部实施隐性的约束。这种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方式，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造成的所谓乡村“管理脱节”，同时也缓解了乡村关系“行政化”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制度冲突和逻辑张力。     

共同体重建: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机制研究——以南京市XT村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要实现可持续,必须培育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基于对南京市XT村的调查,揭示了美丽乡村建设中村庄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研究发现,美丽乡村建设使XT村基础设施跨越式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有效改善,资源资本化进程加速,村庄内部实现普遍性受益。在此基础上,村庄共同体逐步重建,新型共同体精神生成,村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村民回流,社会资本进入,逐步实现自主发展。XT村的案例显示,普遍性受益及在此基础上的村庄共同体重建是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机制的关键环节。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实践特点与发展趋向

乡村治理是国家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基于历史变迁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呈现出若干实践特点。未来乡村治理趋向为：推动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构建“一核多元”共建共享共治模式的乡村组织重塑;根据国家发展任务与村民需求适时调整乡村治理目标。     

试析乡村社会秩序的“灰色化”变迁趋势

通过对湘北H镇历时1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乡村社会秩序的"灰色化"变迁现象已呈明显与发展之势。出现这种状况的表层原因是乡村地下六合彩和地下赌场的冲击,深层原因则是基层政府公共权力的日渐消退与乡村内部舆论、社会结构的蜕变。因此,作为国家力量象征的基层政府在农业税取消之后,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塑村庄的价值道德系统与社区自助系统。     

乡村文化生活的失落与回归——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乡村物质文明的日益繁荣,我们有必要关注乡村的文化生活,挖掘传统与现代交织过程中乡村文化复归的可能路径,并通过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扩展公共活动空间,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挥教育的文化引领作用,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重建生态文明的乡村文化生活.     

农村权力结构嬗变过程中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

随着国家和乡村之间权力博弈的演变,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先后经历了古代双轨制权力结构、人民公社时期单轨制权力结构和改革开放以来多中心化权力结构的嬗变过程。农村权力结构嬗变是引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嬗变引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经历了从自我供给到集体供给再到多元化供给的制度变迁历程。农村权力结构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之间息息相关,合理分配村庄权力、优化农村权力结构对解决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以及建构有效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秩序再造与国家回归——基于陕西省S村的讨论

城镇化是理解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不仅激发了村庄活力,也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失序与失灵。乡村治理失序是治理主体角色异化、治理规范缺失、村民—村干部—国家三者关系失衡甚至断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国家回归乡村治理场域,通过制度设置、政策引导、规范下沉、监督体系完善等方式,发挥了兜底保障的功能,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和治理关系的再造,使乡村社会重归井然有序的治理状态,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精英输入:新时代乡村治理主体的路径重构——基于万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作用之下,传统乡村权威趋于衰弱;村民自治制度的失效使得新时期的行政权威在乡村社会内部稍显不足;城市化市场化的推动又加速了村庄内部人才流失。在这三重压力之下,乡村治理主体有空心化的趋势。万载县通过引入驻村社工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以外部输入型精英为切入点,以此重构乡村治理主体的可能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公共文化被裹挟在乡村社会变迁进程之中，乡村公共文化的变迁是乡村社会历史性巨变的缩影和表现。乡村公共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获取文化资源、表达文化情感、实现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乡村公共文化受生存基础、建设主体、文化心理、文化空间、传播媒介等因素的影响日益走向式微。基于此，从乡村公共文化重建的内生力量、外在条件、重要依托、有力保障等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形成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的有效路径。